第三章 雪山草地
红原日干乔（3）

    陈忠平认为极左思想只是一个方面，关键还有人口增长的因素，“你想嘛，红军过日干乔时，这里几乎是无人区，根本不存在放牧过载问题。如果那时候日干乔有现在的40多万头牦牛，红军还会去吃草根、皮带？”陈1981年大学毕业后分进红原，“当时全县才2万多人，现在将近4万人了。仅仅才20多年时间，人口增加了快一倍！所以，人类活动对自然的损害是最大的。”

    据刘联忠介绍，“六七十年代在日干乔湿地里活动的人很少，现在里面差不多有1万人了。”这1万人还得加上多少万头牲畜呢？刘说日干乔湿地以泥炭为主，最厚深度达到19米，“那是多少万年的积存物啊！”而开沟排水后，长出的牧草牲畜并不喜欢吃，且有毒性。陈忠平认为，草原是生物进化的结果，人为去改变，肯定会遭到自然界的报复。

    三

    在日干乔，我寻访到常年驻在湿地工作站的苏拉木（藏族）工程师。苏工认为，对于日干乔已经沙化的部分，“治愈是不可能的。简单地说，草场一旦沙化，你不可能再在上面植草。惟一可行的办法是涵养水土，不让沙土流动。我们从2003年开始试验，选了4万亩草场，县里投入5万元，效果比较好。现在的关键问题是缺钱，工作站有8个人，只要有钱，我们还可以做更大规模的试验。再有，黄河改道后废弃的河床也成了沙化源。另外，草原鼠害也是个大问题，它们把草根啃断，把沙土拱出来，很可恶。”

    确实，行驶在红原大草原上，成千上万的鼠洞和鼠堆让人头皮发麻。苏工所说的鼠害主要是高原鼠兔和鼢鼠。我在若尔盖的唐克见到了那东西。我认为它已经不是鼠，外观大得像小狗，腿粗得像棒球棒，我跟着它追，结果它闪电般逃进洞里去了。苏工说：“这里的鼠太凶了，它们打洞翻沙，年复一年地破坏着。”

    但是千百年来，草场并没被鼠类破坏，为什么？

    “那是因为有鹰和其他猛禽，所以红原人爱鸟，现在把牧民的猎枪统统收了，就是为了保护鸟和动物。”陈忠平说。

    刘联忠给我算了一笔账：“如果要让日干乔恢复到六七十年代以前的模样，工程款需要4512万元，这笔钱看似不多，但它不包括湿地上居民的搬迁。那笔账是动态的，多少牲畜、多少房屋，谁算得清？”那么，以日干乔现有的状态继续下去，将来风沙会刮到川西平原，甚至成都、重庆吗？

    “肯定不会！”刘联忠和苏工都表示，“红原、若尔盖两县从1999年开始堵沟蓄水，进行湿地保护，效果明显。近年日干乔的生态在好转，但仍需大的投入。我们不明白，作为亚洲之肾，这里的湿地比东北的扎龙保护区大若干倍，也重要得多，但投入却几乎没有，这是为什么？”

    那么，阿坝州草原四县（即若尔盖、阿坝、红原、壤塘）的沙化面积究竟有多少？据2004年该州第三次荒漠化沙化土地监测的调查，全州沙化总面积17.37万公顷，有明显沙化的土地13万公顷，比1999年增加75%，涉及154个乡，沙化点1706个，虽与全州422万公顷草场比这不是个大数字，但仍应引起高度重视。我不能轻易判断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沙化悲剧会在这里重演，但这里毕竟是长江上游的生态屏障和黄河上游的水源区，怎能怠慢？

    对松潘草原研究达30年的杨继宗告诉我，如今人们将这里的草原分得很细，诸如日干乔草原、壤塘草原、若尔盖草原、热当坝草原等，“其实原先并不这样分，红军过草地时，这里统称松潘大草原，面积大概有三万五千平方公里。解放初期，整个松潘大草原的牲畜是60万混合头，80年代发展到156万混合头，现在已经发展到293万混合头，你说草原的压力比红军长征时增加了多少倍！”

    红原瓦切乡副乡长黎雪峰（藏族）认为过度放牧确实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乡里才号召有条件的牧民实行圈养。圈养的好处是明摆着的，我们乡的示范户叫柴美多艺，他搞了圈养，效果很好。我们现在一头牛产奶约30斤，国外是80斤。国外多是圈养。现在全乡虽有天然草场149万亩，但上级要求退牧还草40万亩，全乡光牦牛就有5.33万头，不圈养，草场的压力太大了。但真要改变牧民们祖祖辈辈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工作很难做呀！”

    黎雪峰的话让我感慨。一个瓦切乡，牦牛存栏即达解放初期整个松潘草原存栏数的十分之一，但其面积不到当年松潘草原的百分之一！几千年来，包括红军过草地时，人的活动与草地是匹配的、平衡的，一旦这个平衡被打破，祸事就会接踵而至。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分析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沙化（今伊拉克两河流域一带）时说：“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

    这样的告诫，阿坝的草原人已经认识到了，他们正在行动，办法是“填沟还湿，治沙还湿，限牧还湿，灭鼠还湿”。但他们苦恼的是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