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雪山草地
抚边乡（2）

    毛先生讲完话，抚边的热血青年宋全胜第一个跳上戏台，挽起袖子高喊一声：“毛先生，我跟你去！”台下台上一片掌声，毛也鼓掌，笑了。抚边的老人们目睹这支军队不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是“霉老二”（对红军的蔑称），都愿把子女送来参军。据郭贵忠们调查，当地共有61位青年男女参加红军，多年征战后，只有三人回来过：邓玉兰，女，解放后曾任南京市委副书记，1962年回抚边，1986年去世，骨灰由子女送回抚边安葬；罗海清，参加红军后任机枪射手，1961年回过家乡；宋全胜，解放后回到阿坝汶川工作，已经去世，但他的儿女们每隔几年就要回来祭祖。

    “其他的人，大部分在长征路上和后来的战争中牺牲了，”郭贵忠说，“我们没查到他们的下落。”

    毛先生等中央领导在抚边住了一周后，带着部队北上去了两河口，留下一支300人的“打粮队”。九人纪念小组成员彭兴德告诉我：“我们这里既然叫粮台，粮食就比别的地方多。红军打粮队在这儿共采集到粮食3万多斤，运到村民尹步真的水磨房去磨，尹家父子足足花了一个星期才磨完！”

    村民徐广才父子懂中草药，先后收治21位红军伤员，治好20位，有一位因年龄偏大、伤势偏重，去世了。徐家父子把他安葬在云盘村自家坟地里。70年过去了，年年清明，徐家的子子孙孙遵从祖训，还在给这位不知姓名的红军上坟，“他们已经把那个红军当成了自己的亲人！”

    村民刘兴海家曾住了6位伤员，将息半个月后，战士们要归队了，这时大部队早已走远。刘担心他们找不到路，竟带着战士们翻过海拔4000多米的梦笔山，走了一两百里，才在卓克基追上大部队。临别前，红军对刘说，老哥，没啥送你的，这两把军刀留给你作纪念吧。

    我见到了那两把军刀，70年了，依然沉甸甸，泛着寒光。它的昔日主人，如今安在？

    三

    我行走在抚边粮台老街上，时光仿佛正在倒流：城隍庙的戏台快坍塌了，但“大清嘉庆五年”的字样仍然清晰可辨；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的旧居保存完好；红军标语、漫画和石刻一如昨天……头顶太阳高悬，70年前火热的情怀似在身边涌动。“1986年，耀邦同志重走长征路时，曾回过抚边，他说他住的房子旁有两棵大树，不知还在不在。”郭贵忠指着一处院落里的两棵粗壮榆树说，“你看，它们愈发根深叶茂了，只是，斯人已去……”说到这里，老郭的眼睛又红了。我发现，他是一个很容易动感情的人。我虽感念其诚，但自以为冷静得多。

    老人们自办的红军文化室设在老街文武庙里。9位老人为我们唱起了《十送红军》，他们的歌声热烈而清亮。歌声中，郭贵忠对我说，“你刚才问我们是哪个民族，说实话，我们也说不清，在抚边现有的4800人中，人口排序是藏羌回汉苗，大多数人是乾隆爷打金川时留下的军士后代，原先的任务是戍边，这从一些人祖坟的墓碑就可看到，老家有山东、江苏、浙江和广东的，现在惟一的身份就是抚边人了！”

    歌声仍在继续：

    三送(里格)红军，(介支个)到拿山，

    山上(里格)包谷，(介支个)金灿灿，

    包谷种子(介支个)红军种，

    包谷棒棒，咱们穷人搬，

    紧紧拉住红军手，红军啊，

    洒下的种子，(介支个)红了天。

    紧紧拉住红军手，红军啊，

    洒下的种子，(介支个)红了天。

    老郭说，“我们已把你们看成了亲人，大家想用这样的方式给你们送行。”

    这让我很不好意思。我不敢沾红军的光。歌声继续着。我看着这些因歌唱而脸色红润的老人，突然被感动了。他们是山野间微小的生命。多少年过去了，有多少人记起过亲人？他们却从来没忘记曾经的亲人。哪怕他们卑微，穷困，却没半句怨言，每个人都活得那么坦然，那么实在。

    这是一种幸福。在没有污染也没有干扰的地方，你才能见到这种幸福。它透明得像空气，让你能够呼吸到；但你无法抓住它，它只属于他们。我毕竟只是匆匆过客，来了，又走了。因此我无法更深地体会他们的怀念与幸福。当时间跨越这一秒时，一切都变成了回忆。我不知自己重新置身都市的尘埃中后，是否还能想起他们。

    因此，他们的幸福我永远没法读懂。

    告别时，9位老人把我送到村口，一遍遍握手、一次次叮嘱，“一定要寄报纸来！下次来时，请一定留下来，尝尝我们抚边的酸菜面块！”我们走得很远了，老人们仍在村口挥手，蓝色的藏衫在风中飘飘欲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