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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陕甘宁写意 这缘于一张报纸。 在哈达铺红军纪念馆,我见到了这张1935年9月15日出版的《大公报》,是一张4开大报,竖版,其要闻版的大标题是《徐海东窜甘•陕匪势猖獗》、《陕北军事形势转变•刘志丹徐海东有合股趋势》。全版通篇高喊“剿匪”口号,却为毛泽东提供了陕北红军“十分活跃”的消息。据胡春玉介绍,《大公报》是一张比较中立、客观的报纸,它之所以用了“剿匪”的词汇,“是因为编发的中央社电讯。” 胡春玉带我来到当年的邮政代办所,房间面积10多个平米。“这里并不是邮局。”胡解释,“当年是一个姓王的商人在这里做生意,顺便卖卖报,有《大公报》、《民国日报》、《中央日报》等。因为哈达铺商人多,他们需要了解外面。却没料想,毛泽东进镇的第一件事就是来到邮政代办所,并从此改变了红军的走向。” 兹摘录两段当年电讯—— “陕北匪共甚为猖獗,全陕北23县,几无一县非赤化,完全赤化者有8县,半赤化者10余县。现在共军力量,已有不用武力即能扩大区域威势。……全陕北赤化人民70余万,编为赤卫军者20万,赤军者2万。” “陕北赤匪主力,原以清涧、安定间之乡间为根据地,延川、延长、绥德、吴堡等为出没游扰之所,至神木、府谷、米脂等,不过为匪中一二支队及匪民不时出而骚动之区而已。日前赤匪集合首领刘子丹(即刘志丹)、谢子长、杨祺等于安定属之于家湖开某重要会议,对于扩大匪区似抱有绝大企图。” 红军因这张报纸改变了前进的方向,很偶然,不是吗?但却又是一种必然,正如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所说,“一个民族的生命结成一种果实,是因为民族活动的目的在于贯彻它的原则。”红军到底该到哪里落脚,是毛泽东长征路上一直思考的问题,在哈达铺,毛泽东明白了最终目的地。早在6月份的两河口会议时,中央作出了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决定。但究竟为什么要在那里建,大家心里没底。在俄界,提出了到苏联边界建根据地,但缺乏准确的情报。现在突然获悉陕北的刘志丹还有一支红军队伍和一大块根据地,对毛泽东来说真是天大的喜讯。 二 “到陕北去!陕北的革命运动大发展,创造了十几县广大的红区,成立了十几万红色的军队。到陕北去!到陕北红区建立根据地!”胡春玉为我唱起了当年这首《到陕北去》的歌,“这是红一军团一师宣传科长彭加伦作的词曲。”当年这首歌,其实就是向全军将士发出的最新号令。 我走进当年做通团以上干部思想工作的关帝庙。庙很大,青草依依,牡丹寂寞。 1935年9月22日,毛泽东在这里召开干部会议。他对红军干部们说:张国焘看不起我们,说我们是机会主义,我们要北上,他要南下。究竟哪个是退却,哪个是机会主义,我们不要骂。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毛泽东鼓励大家:同志们,到陕北不远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根据俄界会议的决定,红一方面军在哈达铺进行了整编。彭德怀担任红军陕甘支队司令员。在离开红三军团的告别会上,彭德怀非常激动,眼泪不住地往下流。他说:红三军团从第一次反围剿时的几万人,至今天长征到甘南,只剩下两千多人,让错误路线快折腾光了。今天剩下这点人,都是精华,是中国革命的骨干和希望。他说:我的脾气不好,骂过许多人,请大家批评和谅解。这番话使在座的人都深受感动。 “去年,曾任叶帅作战参谋的范希贤老人在儿子陪同下回到了哈达铺,他清楚记得当年这里的繁华,那时他还是红小鬼,他还记得曾去镇上的药铺抓过中药。”胡春玉说,范老对哈达铺的模样70年没变感到不可思议,同时又很高兴,认为保护得好。 胡春玉说,当年哈达铺人民对红军特别热情,其所在的宕昌县共有3000人参加红军,但大部分在后来的西征中牺牲了,“这再次证明毛泽东是正确的。因为如果中央红军按俄界会议的决定去苏联边界建根据地,所走的路必须穿过河西走廊和青海,路径与后来的红军西路军一样,会遭遇凶悍的马步芳匪徒和恶劣的自然环境,结局如何,很难预料!” 1936年的红军西路军,在西征路上几乎全军覆没。 那么,1935年9月的哈达铺,是一个王姓商人代销的报纸改变了红军的走向吗?我不作结论。 胡春玉告诉我,哈达铺民间历来有种植当归的习俗,质量全国第一,因此自古以来这里非常富裕。“但这些年来我们落后了,药材甚至不能与1935年相提并论。”胡春玉说,你看长一公里多的老街,原先有近400家铺子,现在大多关门了,“哈达铺衰落的原因很多,但岷归价格的持续低迷,可能是最大的影响。”胡说,早先岷归绝大部分出口,主要是东南亚地区和日韩等国,出口量曾占国际市场的90%,那时全镇年产二千余吨,现在却萎缩到只有数百吨。说起原因,“我们的归农太善良了。当初当归收购季节,那些主要进口国的商人不约而同来到哈达铺,看收割、制作流程,问种植的面积、成本,了解当地的平均收入水平。这些原本是最该保守的商业秘密,归农竟和盘托出。后来岷归价格便一落千丈,进口商联手把价格压低到每公斤仅2元多,低于成本价!” 胡春玉的话让我很震动,市场竞争中,我们还要吃多少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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