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医生（3）

    我说，你不应该抽烟的，知道吗？我找了一张医学书里的吸烟患者的肺部胸透照片给她看，我说，你看你的肺，就是这样，上面有小黑点。

    她问，那是什么？是不是癌？

    我的病人不理会我对她抽烟的批评，她喝酒喝得脸蛋红彤彤，她问我，你什么时候离婚呢，我等你呀。

    我说，丫头，你跟我贫什么呢？

    我的病人说，我说过的呀，你等我啊，你不等我，那我只好来等你了。

    我说大人的事，小孩子不要插嘴，好不好？

    我的病人坐在地板上，伸长了四肢，说，你看，我已经长大了。

    我们坐在地毯上喝酒的时候，我当时的妻子从外面回来，她站在房门口，冷冷地朝我们看了一眼，或者，她连看我们一眼的兴致都没有，就脱了她的高跟鞋转身进她自己的房间，然后“砰”的一声，房门关了。

    留下我和我的病人，安静地面对面坐着，我对着面前的一只空碗，碗里还有一些残余的面汤，而我的病人则看着自己手里的杯子，她平静地喝着杯里的啤酒，还对我笑了笑。冷静地，没有声音地，笑了。那一刻我在想也许她的确长大了，不再是从前那个敲得钢琴叮咚响的小女孩了。那天她穿一条膝盖上有一个大破洞的牛仔裤，头发卷卷地堆在脸的两侧，酒精让她的双眼像夜空中的星在遥远地闪烁。那一天是那一年的2月14日。那一整天阴云密布，天空飘落雨雪。早春的冷风从敞开的大厅落地窗吹进来，呜咽地经过每个人的身体和脸，地板上有碎纸片在哗哗作响，黑色钢琴上那瓶银柳的花苞在冷风下纷纷坠落像漫天飞絮。我的病人在那晚临走的时候，再一次跟我提到，她小腹的疼痛。

    我曾经跟她介绍过我熟识的几个外科和妇科医生，我说你可以去检查一下，如果有什么潜伏的早期疾病，要及时医治。她也给过我电话，说她都检查了，没有什么问题。

    十年后我在这家江边的小旅馆门口。我站在这个地方，向左右张望。这个旅馆没有名字，只用粗黑的毛笔在一块木板上写：旅馆。就两个字。木板挂在旅馆门前一棵棕树的树枝上，一有风吹过来，这家旅馆的招牌就在风里自行招摇。我的病人就曾经住在这个旅馆的一楼，一个小房间里，房间的玻璃窗碎掉一块，现在用一块木板钉在那里补缺，木板上有模糊的浅蓝粉笔字的痕迹，显然已经有人用抹布擦过了，我的病人独自住在这里，一边给自己熬中药喝，一边记着一些散乱的日记，另外，就是给我写信。

    她的信没有称呼，也没有落款，全文只有，你，我。她写，你还好吗？我很好。就是这样开头。她在信里仔细描述了这个旅馆的一切，门口的草地，那家只有白菜和西红柿的小饭馆，胖姑娘，胖姑娘的信封和邮票，还有钉子和木板，被风吹坏的玻璃窗，暴烈的阳光，和肆虐的风，她把这一切都告诉我—如果，她信里的这个“你”，就是“我”的话。我可以假设她要写信给一个男人，她把写给这个男人的信转寄给了我，又或者，她写信的对象就是我，我成了她假想中的恋人，在她的信里可以看到大段的抒情文字。这后一种假设让我不可置信。她说到了春天，我就回来看你—你家楼下的杜鹃花一定红红白白地开了，春天的湿润天气最适合画水彩画。

    这些信的信封上写了我的名字和我家的门牌号码，丁香树街7号201，被投递到我家楼下的邮箱里，通过邮戳上的记录，我们最终找到她。

    如果让我写一份病例，那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