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三万件证物

    从秘密受命至公开审讯；从暗中侦查至中外传媒广泛报道；从锁定目标证人至大举在联交所办公室搜证；不知不觉原来已度过了4个年头。祁国利和秦汉贤花了好一番功夫整理和重温旧档案，把案情重点、他们的经历和感受娓娓道来。

    这宗案件的证物多达三万多件，主要是从联交所搜回来的文件，包括一些上市申请、审批过程的有关文件和会议纪录等；此外还有记录着会议谈话内容的录音带，足足载满二十多个铁箱。要妥善保管这批证物实在不简单；心思细密、做事有条不紊、从一开始便参与调查工作的秦汉贤当然是理想的人选。他说“这是我第一次处理如此惊人数量的证物，我和另一位同事被指派为’证物主管’；法庭特别批准我们占用了一间律师更衣室来贮存证物，方便随传随到。每当主审法官或控辩任何一方有需要展示证物时，我们会按照预先编好的证物索引，第一时间将有关证物找出来呈堂；用完之后亦要放回原位，绝不能有些毫差错。”

    “证物索引”其实源于秦汉贤始创的编档方法。他忆述当年面对复杂而琐碎的资料：“一般商业贪污案的特性是文件和资料特别多，当然本案也不例外。八Ｏ年代，电脑还未普及，所有资料必须以白纸黑字存档，为了方便组员们不时翻查及对照资料，我特别建立了一套独特的编档方法，类似图书馆编辑藏书，把资料分门别类编成索引。其后我们也应用同样方法将证物分类编排。”

    “祁氏密码”

    调查人员不但处事小心，原来颇有创意。当案件仍未曝光时，为了要确保所有资料绝对保密，祁国利不便在他的调查笔记中写下怀疑涉案人士的名字，于是创出了一套只有他自己才看得明白的“密码”——“我以手表品牌代表联交所的高层；以鸟名代表其他职员。看！劳力士、奥米加每次开会，燕子都为他们准备……”祁国利边解释边展示笔记簿上的“祁氏密码”。

    开始调查本案时，祁国利和秦汉贤正在同时协助处理海外信托银行案件，所以一直驻扎于湾仔的海外信托银行总部；及至海托案完结，他们撤离银行总部，但本案的专案小组并没有搬回廉署总部执行处办公。祁国利解释说：“这是一宗极为敏感和高度保密的案件，我们要为一切有关的文件和资料高度设防，因此小组特别在总部以外租用办公室工作，并采取24小时保安措施；期间更数度搬迁。这4年多以来，除了参与一些必要的会议和向处长汇报外，我们绝少踏足执行处总部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