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家科学院常务秘书梅朗先生的信（1） -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四卷） - 文化 - 人文社科 - 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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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四部分
皇家科学院常务秘书梅朗先生的信（1）

巴多明神父致法国科学院院士和皇家科学院常务秘书梅朗先生的信

（1740年9月20日于北京）先生：

主内平安！

我从收到您的信时，也得到某种新恩惠。对于我来说，这是一种珍贵的受益，也就是您作为非常尊贵的院士的科学院的最后三卷《论丛》，这使它们与您先前善意地赠送给我的前几卷形成一整套。这部以其学术和文学的所有体裁而显得非常重要的巨著，构成了我们图书馆的镇馆之宝和装饰门面的作品。我缺乏言辞，以向您，向您那样杰出的同事们表达我所有的感激心情。

我利用今天的一点空闲时间，以试图满足于对这一切略作某些澄清，这是您在信中向我要求的事，我将以“铁”这个条目开始。正如您所指出的那样，铁的发明“不可能是在一个国家完成的”，人们想像出冶炼和加工铁的技艺，是在人类存在之后的很长时间，或由于某些巨大的偶然性而完成的。人们可能会要比勘察金银矿，还会遇到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困难。〖=Z（〗264因为金银在河沙中闪闪发光，很容易被地下隧道中的火熔化，其次是金银可以通过地震或火山爆发等原因而以金银锭的形式出现。铁却往往是以浅黑色的岩石或砾石的形状而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因此，如果铁在中国自上古时代以来就已经有了，那么还必须使有关知识为前提的炼铁术，在那里也必定有很悠久的历史了。您正是利用这一机会而向我询问，在中国是否还残存某些铁器时代的遗址，或者是向中国传入铁器的民族之遗迹。

我可以肯定，本处对铁的知识已经很古老了。铁似乎是从最早统治中国的时代就已经为人们熟知了。因为在《书经》的《禹贡》篇中就已经提到了铁。其中指出，铁出自梁州地面。但其中丝毫未曾指出，那里是人们首次认识铁的地方。但由于中国无可争议地是自北京以西开始有人居住的，中国人的酋长们正是在梁州辨认出了这种适宜冶铁的土石。他们当时可能已经拥有了几块这种金属，或者是他们从与诺亚一起生活的人那里学会了辨认这种金属铁，因为我们很难相信，这位曾建造了诺亚方舟的族长，会不借助于任何铁器。至少我不知道，人们从未讲过任何与此相反的内容。但据传说认为，诺亚在方舟上不可能拥有铁，难道他也不知道采铁的矿山吗？我觉得这一点不大可能。如果这一切成为真实，那么他的后裔便很容易辨认出这种山土来了。对于那些从未见过铁、对这种金属没有任何想法和甚至不知道它之存在的人来说，那么去寻找它就是不慎之举了。

如果人类从诺亚时代起，甚至是在土巴该隐土巴该隐，《创世记》第四章说，土巴该隐是铸造铜、铁各种刀剑的人。（Tubalcan）之前，便具有了某些有关铁的知识，正如您根据《创世记》中的言辞表述所猜测到的那样，〖=Y（〗265那么某些民族，甚至是那些于民族分散之后前往土巴该隐曾打过铁的地区居住的人，他们已经完全忘记了什么是铁，他们又怎会为了取代这种特别必需的金属，而被迫使用陨石，以至于要用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来将这样一块陨石破裂、打磨和装柄，从而改造成为斧状或其他类似的工具状呢？正如您非常正确地指出的那样，这就证明了人们对铁的一种长期无知。

我承认，我也不好理解这种知识是怎样在这些先民中失传的，完全如同在那些前往美洲居住的民族中一样，但它似乎是在中国人中被保存下来。这既不是通过书籍，也不是以其他任何方式保存下来的。我们可以确定他们是在什么时代拥有这种知识的。〖=ZZ(〗

据说，为了自娱，在民族大分散时期，那些在中国一侧附近的人，比其他人更加仔细，他们随身带去了铁铲、镐头、抹子和其他用于建塔的工具，或者更为严肃地说，无疑是出自诺亚长子闪（Sem）之后裔的中国人从这个享有特权的父亲那里接受了许多知识，而这些知识又不是在含（Cham）和雅弗（Japhet）的后裔中所共有的。它们甚至已被闪的某些支系，尤其是那些从未到东方去过的支系所遗忘。无论如何，我们在中国没有发现这些遗忘的铁器之遗迹中的任何一种，诸如为了取代铁器而打造的那些石器，至少连今天的文士们也从未听人讲述过这一切。〖=Z（〗266但如果断言在这个辽阔的帝国中，无论是在矿藏中还是在山林中，都绝不存在这类经过加工的矿石，那也有些过分武断。如果因偶然使我发现了其中的这些矿石，那么我将用心地为您寄去，这正如您所希望的那样。我们永远都应该回忆得起来，如果大禹曾缺乏铁器工具，那么他就永远无法挖断山脉，更无法挖掘他曾开通的那些大河道，以使淹没了大地的洪水有一个自由通道。

先生，您已经非常正确地预见到，我很难回答您提出的第二个问题，也就是每年在中国诞生的女婴比男婴多。我曾向多个中国人提出这个问题，他们都坚信其数目基本均衡。针对我向他们讲到的情况，即多妻制便是不公正的，因为它无法给那些希望结婚的人留下其他女子了。他们回答我说，在他们中有大批太监和放弃了结婚的穷人，因为他们没有养活一个女人的手段和能力。

我需要指出的是，在前朝统治年间，皇宫和大户府宅都充满了出身良家的太监。因为其中的许多人都高升到担任帝国的最高职务的地位，所以当时最时髦的做法便是皇家依靠他们来完成所有的家务。今天的情况却完全不同了。鞑靼人不使太监们保留任何权威，因为这些人过去曾滥用其信誉，从而造成了帝国最大的动乱。我们现在于太监中只能发现那些民间最底层的人，或者是无资产以供结婚的贫穷乡民。

虽然在北京诞生的儿童中，女性似乎确实并不多于男性。但完全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在每年年末，人们都计算一下当年所生婴儿中的成活数，〖=Y（〗267那就会发现男童比女童的数目要大得多。因为在大多数弃儿中，人们只能会发现女童，每百名弃儿中，很少会有三名以上男童。这就是每天都派出去为这些不幸的儿童举行洗礼的所有人都提供的很一致的证据，这些儿童均为其家长之贫困或其师之残暴行为的受害者。我认为，在其他那些有多处下属机构的大城市中，基本上也是同样事态。因为在小城市和平民或农民居住的乡村，从来不会出现有人会在那里抛弃婴儿的现象，惟有濒临死亡者例外。对于那些身体健康的婴儿来说，人们很容易找到收养他们并将其养大成人的家庭。

一旦当出生的女童并不比男童的数量大时，而且通过您就这一内容寄给我的计算方法，我们便可以肯定情况完全相反。先生，您至少是在欧洲完全有理由得出结论而认为，一夫多妻制是人口和繁衍的一大障碍，我完全同意您的上述看法，“由此便可能会留下许多无妻子的男人”。您还补充说：“怎能使这种非自愿的独身生活与中国人的气质协调起来呢？您难道没有从中看到，许多人并未准备好接受这种生活？或者是在不允许出现中国人的伦理主张极力抨击的动乱的前提下，怎样才能纠正这一现象呢？”

先生，我不想否认，在中国也有这样的动乱，但它在中国并不像您提出的在日本和土耳其人中那样公开爆发。中国不会因这些动乱而受苦，如果一名主子向其奴婢施暴，那么他就将会受到惩罚并使奴婢恢复自由。此外，有一种鄙卑行为与这种令人憎恶的交际方式有联系，任何人甚至都不想对此提出怀疑。但我却承认，当上帝的威慑尚不能制止此类动乱时，〖=Y（〗268人类的威慑也只不过是一种过分软弱的制动力，无法遏制那些不信教者。尤其是当他们可以确信其罪行将是一种秘密时，则更为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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