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辽河地区游牧社会的形成（7） - 华夏边缘 - 探索 - 人文社科 - 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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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边缘》　第二部分
西辽河地区游牧社会的形成（7）

辽西地区游牧化与华夏边缘的形成

由以上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内涵中，我们可以看出华夏与非华夏间的生态性边缘已经形成。这个变化的关键有二：一是燕山以北与辽西地区人群的全面游牧化；一是南方“华夏”的形成。这两种力量相激相成。

辽西地区游牧化

春秋时期是这个人类生态变化的关键年代。在前面我们曾提及，辽西与燕山地区的春秋战国考古遗存，主要表现在一些青铜短剑墓上。在大小凌河地区，在朝阳十二台营子、小波赤，喀左南洞沟、老爷庙，锦西乌金塘，都发现有类似的青铜短剑墓。凌源三官甸墓葬中的马衔、马鏕，以及五道河子墓葬中以马牙殉葬，显示在战国时使用曲刃短剑、环首刀的墓主，更能有效地掌握对马的使用，因而也在文化生态上人与马有更亲密的联系。值得注意的是，在考古报告中，都未见有关居址的报道。在燕山一带，也出现类似的人群。延庆军都山、宣化小白杨、怀来北辛堡与滦平炮台山，都发现他们留下的（直刃）青铜短剑墓。在墓中流行以动物殉葬，动物以马、牛、羊、狗为主。除了个例外（北辛堡二号墓），基本上没有猪。在这些墓葬中，出土陶器少，且质地粗糙。没有发现农业工具，也没有发现居址。

以上燕山地区与大小凌河地区的青铜短剑墓，以及相关的遗物、动物遗骨，显示早在春秋时期开始，在所谓“夏家店上层文化”分布范围内，另一波的人类生态变迁在酝酿中。到了春秋晚至战国时，这个生态变迁明确化了。那就是，大小凌河与燕山北麓一带人群的“武装化”倾向愈来愈强，人们对于草食性动物的依赖也愈来愈重。这时马的驯养、驾驭技术已成熟而普及。利用马在战争上，以及在牧养其他动物上，可增加机动性以调节家庭人力的运用，这对于草原或森林草原游牧业的产生有决定性影响。相对的，农业与养猪在人类生态上已失去其重要性。因此，定居已无必要，而需经常迁移。迁移，对于武装化与蓄养草食性动物的人群而言，是一项有利的社会因素。

在这些地区的游牧化过程中，狗的地位不能被忽略。由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到春秋战国时期，狗在辽西与燕山地区人类生态中都扮有重要的地位。在前面我们曾推测，在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它们曾被人们用来帮忙驱赶猪。后来，在夏家店上层文化中，由前述赤峰红山后兽骨遗存所见，它们也被用来驱赶草食性动物。当时马的利用尚未普及，因此在牧养草食动物方面，狗有相当的重要性。后来，在春秋晚到战国的青铜短剑墓时期，马的驯养与利用已相当普及，但狗在考古遗存中仍占重要地位。甚至到了汉代，活动在西辽河地区的乌桓、鲜卑人死后仍要以狗殉葬，希望以狗牵引亡魂归于“赤山”《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在马被用于游牧后，狗在本地区人类社会中的功能可能是狩猎中的助手。汉代辽西地区的乌桓、鲜卑，萨彦—阿尔泰地区的坚昆，贝加尔湖附近的丁零，以及许多后来在这些地区游牧的人群，都经常在林中猎皮毛动物出售《三国志集解》引《魏书》称鲜卑产“貂、豽、鼲子，皮毛柔蠕，故天下以为名裘”。这些林中动物，显示当时鲜卑活动的生态区有相当丰富的森林。有关萨彦－阿尔泰地区的森林草原游牧，见Sevyan Vainshtein Nomads of South Siberia translated by Michael Colens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在近代多森林的东突伐（Tuva）地区（萨彦岭）中，狗也是当地人狩猎中不可缺的助手在突伐地区，东部多森林，是驯鹿游牧、猎人与森林草原游牧人群的天下；西部为草原，是草原游牧人群活动的地方。据研究者调查，东部地区的突伐人拥有的狗，比西部人拥有的为多。这也显示狗在森林草原游牧生态中的重要性。见Sevyan Vainshtein Nomads of South Siberia,174 。。这是森林草原游牧人群的特色。

华夏认同的出现与强化

在中国历史上，西周因戎祸而亡，由此进入春秋时期。春秋时期，诸侯国间一个主要的政治活动就是“尊王攘夷”。在尊王攘夷的过程中，华夏的集体意识逐渐被强化。北方华夏诸国一面吞并或驱逐“戎狄”；一面各筑长城以保护南方的资源。在燕国方面，《左传》中记载，春秋时山戎伐燕（公元前664年），齐国出兵伐山戎救燕。司马迁在《史记》中称，战国时“燕北有东胡、山戎，各分散居溪谷”。到了战国晚期，“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

北方地区的游牧化与春秋时期华夏意识的强化，两者相激相成，终于造成华夏北方边缘的确立。这个过程的最后阶段，大约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西周因戎祸而亡，对周封建国或周文化圈内各人群造成相当的刺激（见下章）。“华夏”这样的自称在文献中愈来愈普遍。华夏成为极力维护自身族群边界，以保护共同资源的人群。燕国就在此气氛下，受到齐国的保护而免除了山戎入侵的威胁。华夏愈互保以垄断南方资源，愈逼使辽西与燕山山地的人群更依赖蓄养动物，以及进一步地武装化、移动化，以向南方侵夺。并且，为了对付南方华夏的团结对外，此时燕山以北及辽西地区的游牧人群，也结成较大的政治群体——东胡。北方人群愈武装化、移动化、畜业化，他们在华夏心目中的“戎狄性”就愈强，这种华夏心目中的“异族意识”，进一步强化华夏的北方边缘。终于，在公元前300年左右，燕国北征，将东胡往北驱赶了千余里辽西地区早期游牧人群因受定居人群的影响，或因循当地旧传统，曾组成类似“酋邦”或“国家”的集中式政治组合，这就是中国文献所载东胡王所领导的“东胡”。但是，在南方燕国建长城，强力争夺、保护本身资源，在西方东胡又受挫于新兴的匈奴后，东胡这种较集中式的政治组织解体。当地的游牧人群最后发展出“分散化”与“平等化”的游牧部落组织，这便是文献所见的乌桓与鲜卑。关于东胡与乌桓、鲜卑在社会结构上的异同，以及在考古与文献上的反映，请参考拙著《辽西地区专化游牧业的起源——兼论华夏边缘的形成》，《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96年第67本第1分。。然后，建长城以御胡。这就是其残迹今日仍横绵于赤峰、建平、敖汉旗、北票、阜新等地的燕长城李庆发、张克举：《辽西地区燕秦长城调查报告》，《辽海文物学刊》1991年第2期。。这个变化，在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与辽西燕山地区，几乎是同步发生的。燕与其他北边诸国筑长城，与秦汉统一帝国的出现，便是华夏族群边缘形成的具体化象征。第三部分华夏族群边缘的形成与扩张青海河湟地区、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以及辽西地区的游牧化，是整个北亚游牧世界形成的一部分。在这人类生态变化的边缘地带，由于农业与畜牧的不兼容以及因此造成的资源竞争，使得定居与移动、农业与畜牧逐渐成为人群分别“我们”与“他们”的重要根据。公元前1300~1000年左右，周人崛起于渭水流域，逐步东进打败商人，并以分封诸侯将其势力推广至东方。这时华夏边缘仍不明显，主要表现在没有一群人自称华夏，而周人的西方盟邦中还有一部分是相当畜牧化、武装化的“戎人”。克商之后的周人愈来愈东方化，相对地在他们眼中那些旧西方盟邦就愈来愈“异族化”了。公元前771年，终于戎人与周人决裂，周人因此失去渭水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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