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社会人类学族群理论（1） - 华夏边缘 - 探索 - 人文社科 - 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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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边缘》　第一部分
当代社会人类学族群理论（1）

近30年来，族群研究（ ethnicity study）成了许多学科关注的焦点。尤其在社会人类学与社会学中，以族群问题为主题的著作有如汗牛充栋。社会人类学者与社会学者在族群现象上的研究，虽然在某些方面有些交集，然而其分歧也是相当明显的。我们由近年来一些有关族群研究的书目中，即可发现这个分歧：以“族群或种族关系”（ethnic or racial relations）为题的，多半是社会学的著作；以“族群本质”（ethnicity）为题的，大多是社会人类学著作。

这不只是书名上的差别，而事实上反映着这两个学科对于“族群”研究的不同关注。对社会学家来说，一个族群或民族是既存的社会现实，他们关心的是两个族群间或种族间的互动关系。对于社会人类学家来说，虽然他们也注意族群关系，但他们希望探讨一些更基本的问题：究竟什么是一个族群？为何人类要组成族群？族群与人类其他的社会结群，如家族、国家、党派，有何不同？为何个人的行为常受其族群认同左右？我并不是一位人类学家，但作为一位长期研究族群现象的史学工作者，我对社会人类学的“族群本质”研究很有兴趣。尤其是因为，人类的“族群本质”深深影响人们对“过去”（或者说历史）的记忆与诠释，这使得任何民族史学者都无法忽略族群本质的问题。

虽然社会人类学者与社会学者在族群研究上的关注焦点有差异，但他们却有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共识，那就是：“族群”并不是单独存在的，它存在于与其他族群的互动关系中。无论是由“族群关系”或“族群本质”来看，我们都可以说，没有“异族意识”就没有“本族意识”，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没有“族群边缘”就没有“族群核心”。这个看似简单的道理，在社会人类学中却有一个相当长的理论发展过程。

在进入理论介绍与探讨之前，我必须先对“族群”一词作些解说。族群（ethnic groups）原本指一个民族中的各次族群单位，或少数族群。但近年来在社会人类学的讨论中，族群有被扩大为泛称所有层次的族群团体的趋势。许多学者都感觉到 ethnic groups 的用法太广泛，它事实上包括一个社会边缘的、易变的次级族群（subgroups），以及一个社会的主要的族群。因此俄国学者布隆里（Yu Bromley）建议以不同的名词来分辨二者。他以 ethnic community 来称一般性的各级族群，以 ethnos 来称主要族群。我对此有不同的看法，虽然我们需要一个名词如 ethnos 来称呼一种最大范畴的拟血缘人群认同，但是以“族群”来称所有这一类的群体，在理论与实际上仍有必要。譬如，我们称“外省人”与“福佬人”为两个“族群”，而不称为两个“民族”。但是我们必须用族群现象、族群边界、族群理论、族群认同等名词，来探讨包括民族与各种次族群的一般性人类社会结群现象与理论。因此在本书中，我以“民族”对应 ethnos；以“族群”对应一般社会人类学家所称的 ethnic groups。“族群”指一个族群体系中所有层次的族群单位（如汉族、客家人、华裔美人）；“民族”则是指族群体系中主要的或是最大范畴的单位，特别指近代国族主义下，透过学术分类、界定与政治认可的“民族”（如中华民族、汉族、大和民族、蒙古族或羌族等）。但我们也必须注意，各层次的“族群” 与“民族”间并没有绝对的界线。在族群的发展与变迁上，一个民族以下的次族群也可能重建本身的历史记忆与认同，而在主观上脱离主要族群而成为名实相符的“民族” 相关的探讨请参考：S A Arutiunov & Yu V Bromley, “Problems of Ethnicity in Soviet Ethnographic Studies,” in Perspectives on Ethnicity, ed by Regina E Holloman and Serghei A Artutiunov (The Hague: Mouton Publishers,1978); Yu Bromley, “The Term Ethnos and its definition,” in Soviet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Today, ed by Yu Bromley (The Hague: Mouton Publishers, 1974); Nathan Glazer & Daniel P Moynihan, “Introduction,” in Ethnicity: Theory and Experience, ed by Nathan Glazer & Daniel Moyniha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4~5。。

族群的客观特征论

人们对于一个族群或民族的观察、分类与描述，经常脱离不了“体质与文化特征”。也就是说，我们常由一个人的体质特征，如肤色、发色、高矮等，以及文化特征，如语言、服饰、发式、刺青、宗教、风俗习惯、民族性等，来判断他的族群身份。长期以来，这几乎成了人们对一族群的刻板印象，也为学术界奉为圭臬；一个族群，被认为是一群有共同体质、语言、文化、生活习惯等的人群。

这样的族群定义，在许多学科中都能见到，而且其影响力一直延续至今。譬如，在历史研究中，学者经常以语言词汇、宗教、风俗习惯，来探索历史上一个民族的分布范围及其起源。在考古学中，以某些客观文化特征来界定的“考古文化”，也常常被当作是某一古代民族的遗存。部分考古学者，更以考古文化特征来追寻一个民族的迁移过程及其源头。有些语言学家也热衷于以语言的分衍变化，来重建民族的迁播过程。

到了20世纪50年代，英国人类学家李区 (Edmund Leach) 才认真质疑这种对族群的定义方式。根据他对缅甸北部卡钦人的研究显示，这种以客观文化特征描述一个人群的传统，无法解释田野研究中所见的一些族群现象。他指出，卡钦人与掸族的分别，是因为卡钦人主观认为有此区别，而非他们与掸族间客观的种族或文化差距Edmund Leach, Political Systems of Highland Burma (Norwich: Fletcher and Son LTD, 1964), 285~6。李区指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社会人群的界定与分类，应该根据外来观察者的客观角度，或是以这些人的主观认同？这问题在比较社会研究上有相当的重要性，因此受到广泛的注意与讨论。

当时，二次大战之后剧烈的政治与经济变迁，在新兴的多民族国家或地区造成严重的民族问题R Cohen & J Middleton, “Introduction,” in From Tribe to Nation in Africa, ed by Ronald Cohen and John Middleton (San Francisco: Chandler, 1970); G Carter Bentley, “Ethnicity and Practice,” in Comparative Study of Society and History 1 (1987): 25~26。。这使得对多种族社会、民族主义以及族群现象的研究，成为重要且现实的议题。就在此时，一个偶发的学术争议引起有关族群理论与族群现象的激烈探讨。这事缘起于：当时美国人类学界正在进行一项庞大工作，将全球各人群文化、经济生态、社会组织的民族志资料建文件、编目，以为文化比较研究之用。但是困难在于，“族群”这个人群单位的分类标准何在？这问题也激起对族群定义的广泛讨论。参与此计划的人类学者拿若（Raoul Naroll）在美国人类学刊物 Current Anthropology 发表一篇论文 “On Ethnic Unit Classification”Raoul Naroll, “On ethnic unit classification,” Current Anthropology 5∶4 (1964): 283~291; Comments, 291~312。该文发表之前曾被送给 64 位学者评论，所有的 23 篇书面评论皆一并刊出，由此亦可见问题所受到的重视。拿若认为学术界对于有特定文化的人群单位的称呼与定义并不一致，因此他尝试建立一个新的文化单位 (也是族群单位)，并给予充分的定义，借以将世界文化与人群分类。他的意见——族群单位可由客观的文化特征如语言、文化、社会组织等等来定义——在当时以及后来数年之间，成了反对者的众矢之的主要的批评见于 Michael Moerman, “Ethnic identification in a complex civilization: Who are the Lue?” i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67 (1965): 1215~1230; Fredrik Barth, “Introduction,” in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69), 10~15; Judith Nagata, “In defense of ethnic boundaries: the changing myths and charters of Malay identity,” in Ethnic Change, ed by Charles Keye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81), 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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