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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失德
马士英的专权(2)

    阮大铖东山再起,马士英出了大力气,历史上常常马阮合称。阮大铖,字集之,号圆海,安徽休宁人(另说为桐城人)。万历四十四(1616年)年进士,天启初年由行人擢给事中,因丁忧回籍,同乡人左光斗为御史闻名于朝廷,阮大铖遂相结交。天启四年(1624年)春,吏科给事中缺出,按选官次序本应由阮大铖补任。吏部尚书赵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龙、左副都御史杨涟等东林党人认为阮大铖“轻躁不可任”,准备用东林党人魏大中任此职。阮大铖到北京后,改任工科给事中,他因此“与杨左为仇”《石匮书后集》,卷48,279页。,转而投靠宦官,“大铖自是附魏忠贤,与霍维华、杨维垣、倪文焕为死友,造《百官图》,因文焕达诸忠贤。然畏东林攻己,未一月遽请急归”。阮大铖工于心计,等魏忠贤杀害杨涟、左光斗之事结束后,他才回到北京,以示与自己无关。他还考虑到魏忠贤作恶多端不得长久,所以每次去拜谒魏忠贤,出来时用重金贿赂看门人,还给他的名帖。这样魏忠贤被惩治时,就找不到他与之勾结的证据。尽管他机关算尽,崇祯二年(1629年),崇祯帝清算魏忠贤的党羽,定从逆案(依附魏忠贤),阮大铖列名其中,“论赎徙为民,终庄烈帝(崇祯帝)世,废斥十七年,郁郁不得志”《明史?马士英、阮大铖传》,卷308。明末农民起义发生时,阮大铖正避居南京,认为这是一个复起的好机会。于是他致力于招纳游侠,整天谈兵论剑,“觊从边才召”。当时金坛人周镳、无锡人顾杲、长洲人杨廷枢、贵池人吴应箕、芜湖人沈士柱、宜兴人陈贞慧、余姚人黄宗羲、鄞县人万泰等复社名流,正聚会南京议论国事。阮大铖的活动受到复社士人的怀疑,认为他可能勾结农民军做内应,由周镳等人发起,共140余人签名刊刻了《留都防乱公揭》,要求地方官驱逐阮大铖。阮大铖指使其心腹收买《留都防乱公揭》,“愈收而布愈广,大铖惧,始闭门谢客”《小腆纪年附考》上册,191~192页。经此事件,阮大铖与东林人士积怨更深了。

    六月初六,马士英奏:“冒罪特举知兵之臣阮大铖,当赦其往罪,即补臣部右侍郎。”又言:“臣至浦口,与诸臣面商定策,大铖从山中致书于臣及操江刘孔昭,戒以力扫邪谋,坚持伦序,臣甚韪之。”马士英还说,阮大铖从逆并无实迹,抄魏忠贤家没有阮大铖名帖可为明证。弘光帝听说阮大铖有定策拥戴之功,立即予以恩准,马士英趁高弘图出外催督漕粮之机,“即自拟旨,赐冠带陛见”《明季南略》,卷1,“马士英特举阮大铖”。

    阮大铖冠带入朝,立即引发了一场风暴。有东林党背景的大臣们认为阮大铖的起用,意味着崇祯帝亲手御定的逆案被全部推翻,阉党重获信用,东林党人再次面临受迫害的境地。大学士姜曰广,侍郎吕大器,太仆少卿万元吉,府承郭维经,给事中罗万象、陈子龙,御史陈良弼、王孙蕃、米寿图、周延泰、左光先,郎中尹民兴,怀远侯常延龄等人,交章弹劾阮大铖系逆案巨魁,“不可召”,非东林党出身的大学士高弘图则“力言逆案不可翻”,“于是一呼百和,众论沸腾,遂群起而攻之矣”《爝火录》上册,215页。

    大学士姜曰广疏言:

    前见文武交竞,既惭无术调和;近睹逆案忽翻,又愧不能寝弭。遂弃先帝十七年之定力,反陛下数日前之明诏。臣请以前事言之。臣观先帝之善政虽多,而以坚持逆案为尤美;先帝之害政间有,而以频出口宣为乱阶。用阁臣内传矣,用部臣勋臣内传矣,用大将用言官内传矣。而所得阁臣,则淫贪巧猾之周延儒也,逢君朘民奸险刻毒之温体仁、杨嗣昌也,偷生从贼之魏藻德也;所得部臣,则阴邪贪狡之王永光、陈新甲;所得勋臣,则力阻南迁尽撤守御狂稚之李国祯;所得大将,则纨绔支离之王朴、倪宠;所得言官,则贪横无赖之史、陈启新也。凡此皆力排众议,简自中旨,后效可睹。《明史?姜曰广传》,卷274。

    姜曰广在奏疏中赞扬崇祯帝坚持逆案为最大善政,而在用人上犯了一连串错误,其中包括信用权奸,“简自中旨”,视为害政,暗示起用阮大铖就是推翻逆案,为宦官专权之先河。

    户科给事中罗万象疏言:

    辅臣荐用大铖,或以愧世之无知兵者。然而大铖实未知兵,恐《燕子笺》、《春灯谜》未见枕上之《阴符》,而袖中之《黄石》也。伏望许其陛见,以成辅臣吐握之意;禁其复用,以杜邪人觊觎之端。《明季南略》,卷1,“马士英特举阮大铖”。

    应天府丞兼御史郭维经疏言:

    案定先帝之手,今实录应修,若将此案抹杀不书,则赫赫英灵恐有余恫,非陛下所以待先帝;若书之,而与今日起用大铖对照,则显显令旨未免少愆,并非辅臣所以爱陛下也。惟念陛下爱祖宗之法,因爱先帝,并爱先帝之丝纶。《爝火录》上册,215页。

    兵部侍郎吕大器则把锋芒直接对准马士英,他在奏疏中说:“先帝血肉未寒,爰书凛若日星。而士英悍然不顾,请用大铖,不惟视吏部如刍狗,抑且视陛下为弁髦。”又说:“近年温(体仁)、周(延儒)擅权,老成凋谢,一时庸奸偾事,中原陆沉。皇上中兴,一时云蒸霞起,不意马士英浊乱朝政。夫士英非以贿败问遣,借途知兵,而为凤督哉!乃挟重兵入朝,颜政地。南国从来蔼蔼,一唆拨而殿陛喑哑叱咤,藐至尊为赘旒矣。逆案一书,先帝定为乱贼大防,而士英拉大铖于尊前,径授司马,布立私人。越其杰、杨文骢等,有何劳绩,倏而尚书宫保内阁,倏而金吾世荫也。”《明季南略》,卷1,“马士英特举阮大铖”。

    这份奏疏已不单是反对起用阮大铖的问题,而是明确指出了马士英把持朝政,任人唯亲,排斥异己,蔑视弘光帝等种种秽行,无所不有了。

    一场逐马的活剧在弘光朝廷公演。六月二十日,湖广巡按监军御史黄澍入朝,上疏宣称奸督马士英“有十可斩之罪”,把声讨马、阮阉党的抗议活动推向了高潮。黄澍在奏疏中称南京人有“若要天下平,除非杀了马士英”之谣,他当着弘光帝和大臣们的面,历数马士英权奸误国的十大罪状,说到愤激之处,声泪俱下。弘光帝为黄澍的忠贞之心所感动,对高弘图说:“黄澍言言有理,卿其识之。”马士英无言以对,只好“跪求处分”,恰好跪在黄澍前面,黄澍趁势以笏猛击马士英的后背说:“愿与奸臣同死!”马士英疼得嗷嗷大叫,请求弘光帝制止,弘光帝很长时间只摇头不说话。然后弘光帝叫黄澍先退出朝廷,他又对太监韩赞周说:“马阁老宜自退避。”计六奇:《明季南略》,卷1,“黄澍以笏击马士英背”。马士英遂称病,不再上朝理政,甚至把办公用的文具都搬出了内阁。

    这是弘光政权建立以来的一次重大政治斗争,事虽由黄澍一纸奏疏引发,但实际则是这个朝廷早已埋伏的定时炸弹总爆炸。矛头对准马士英也算击中了要害,一点没错。正如张岱《石匮书后集》所载:“(马士英)盛设兵卫,出入殿廷,六部事权,无不掌握,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弘光好酒喜内,日导以荒淫,毫不省外事,而士英一手遮天,靡所不为矣。旋起大铖为江防兵部侍郎,巡视上江。湖广巡按御史黄澍同承大(天)守备太监何志孔入朝,求召对。既入,澍面纠士英奸贪不法,泪与语下。志孔复前佐澍,言其无上诸事,士英称疾出直。”张岱:《石匮书后集?马士英传》,卷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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