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光失德
“款清灭寇”之败（1）

    这一方针可以概称之为“款清灭寇”，弘光朝廷持此论者大有人在，而为首的强有力人物正是奸臣马士英。他入朝辅政，提出此设想，并在奏疏中详加论述。他说：

    欲成恢复之奇功，须联天下之大势。臣以谫劣，剿贼不效，猥蒙皇上简任中枢，臣虽治兵无才，而不敢不尽其愚。夫今天下之事已去其半．然以全治半，则可保；若狃其半而遗其全，则余无几矣。今之计者曰“守江、守淮”，此其微者也，须以天下之全局熟筹之。然有其局，而无所因焉、非其人焉，则亦无可图之者。故臣谓今日之可因者有四：其一，吴三桂宜速行鼓励，接济其用，在海有粟可挽，有金声桓可使，而又可因三桂以款清，使为两虎之斗。有知县马绍愉者，陈新甲时曾使于清，昔之下策，今之上策也，当咨送督辅以备驱使。其一，江北诸将，淮上之师，可收拾山东以联三桂；徐、寿、安庆之师，可收拾楚、豫，以联左良玉。如刘洪起、萧可训、沈万登、李际遇等，皆联络。其一，左良玉如复荆襄，则有窥秦之势；如驻武昌，则由阳逻、麻城、固、颍、徐、宿，可与江北指顾相联。其副总兵卢光祖，左营首将，多筹略，乞宣谕之，与高、刘诸镇议认信地，为联络之策。其一，则赵光远，该镇合高汝励等，兵势甚盛，今虽补四川总兵，不尽其用，须改换敕印，授以招讨之职，经略陕西，招集边丁、属卤以塞川口，以复汉中。盖三桂引清兵杀进，其势原猛，江北请将马步可五六万，若四局并举，联络得法，贼不敢出关门一步矣。此外，则巴蜀者东南上游也，顷镇臣龙文光不能守，地方辽阔，须分东西川为两抚两镇，择人而任可也。若巴蜀不保，则湖南绝；夔藩不通，则巴蜀弃，当将楚抚何腾蛟为川湖黔郧总督，俾集议土汉官兵，开白帝之路，提荆襄之衡，黔督可易而为抚也。因松潘一带，以购诸卤，市买边马；招用甘肃诸镇忠勇之士，以牵贼势，是亦一著。蜀之抚镇得人，则俱可图矣。以上诸款，虽多迂阔，然及时联络，处置得宜，天下事尚可为也。不然，则局势涣散，人心瓦解，臣不知税驾何所矣。如臣言不谬，祈圣鉴敕臣部会同吏部，即议施行。《爝火录》上册，189~190页。

    上面这一大段话之所以照录，是因为这是弘光朝廷收复失地的全部计划，是其实权人物马士英对“天下之全局”权衡利弊的结果。马士英提出四个步骤即“四局并举”的设想：一、“因三桂以款清，使为两虎之斗”，清朝和大顺交战，坐享渔人之利。二、江北明军收复山东、湖广、河南，与吴三桂和左良玉的军队连成一片。三、以驻武昌的左良玉进攻陕西，或至少堵截大顺军的东下。四、重用赵光远、高汝励等在四川的明将，收复四川，经略陕西。尽管马士英宣称有收复失地实现明朝中兴的愿望，但他这个精心策划的方针的基点是放在依靠清军打败大顺军，而后通过谈判使清军退出关内的幻想上，“昔之下策，今之上策也”。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清军从范文程建议入关之日起，不仅抱着取代明朝达到统治中国的既定目标，而且根本没把弘光政权视为谈判对手，“款清灭寇”不过是弘光政权君臣的一厢情愿而已。

    弘光政权成立之初，不仅是马士英，几乎所有的大臣都是赞成“款清灭寇”方针的。连史可法也在《请遣北使疏》中，提出同样主张，这与他们不了解吴三桂降清的真相有很大关系。三月下旬，吴三桂重占山海关，“纵兵至永平沙河驿，大掠而东，驻兵关上，移檄远近讨贼，必得太子而后止兵”《流寇志》，卷11，182页。从吴三桂写给多尔衮的求援书信来看，吴三桂本人的确有过联清灭顺的打算。时在北京的明朝官员杨士聪于四月初四听到的消息是：“总兵唐通及吴三桂不服，结营自固，势将西指。”四月二十三日，即山海关之战的第二天，杨士聪在北京听到的消息是：“民间喧传吴三桂与贼遇，贼使人谕降。三桂曰：‘吾父安在？又东宫安在？’李贼出东宫及吴襄于阵前，三桂以计夺之，遂奉之以西。”《甲申核真略》，35页。北京城中的明朝官员听到吴三桂奉太子进京的消息，很受鼓舞。原任御史曹溶自为西城巡视，传诸大臣为崇祯帝发丧，设祭位于城隍庙。五月初一下午，杨士聪又听说吴三桂与清军头目力争，“不令其众入城，止头目同吴三桂护东宫以入，阖城军民大喜”《甲申核真略》，29~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