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决战
崇祯帝吊死煤山（2）

    另一个官员光时亨紧随其后，上疏抨击练饷殃民，要求追究首倡练饷之人。大学士蒋德璟也认为“聚敛小人倡议搜刮，致民穷祸结，误国良深”，赞成光时亨之议。崇祯帝在文华殿召见阁臣和吏、户二部官员，首先声称“朕如何是聚敛，只欲练兵”，然后追问蒋德璟所说的“聚敛小人”究竟指谁？蒋德璟见崇祯帝发怒，只好字斟句酌地回答：

    皇上岂肯聚敛，因既有旧饷五百万，新饷九百余万，复增练饷七百三十余万，当时部科实难辞责。且所练兵安在，蓟督抽练兵四万五千，今只三万五千；保督抽练三万，今止二千五百；保镇抽练三万，今止二三百。若山、永兵七万八千，蓟、密兵十万，昌平兵四万，宣、大、山西兵、陕西三边兵各二十余万，一经抽练，将原额兵马俱不问，徒增七百三十万之饷耳，民安得不困！

    崇祯帝拒不承认事实，说户部已将三饷合一。蒋德璟指出：“户部虽并三饷为一，州县追比，只是三饷。”并进一步解释：

    近日边臣每言兵马只以练饷立说，或数千，或数百，抵塞明主，而全镇新旧饷，兵马数万，概言不足，是因有练饷而兵马反少也。臣私心恨之。又近日直省各官每借练饷名色，追比如火，致百姓困穷，遇贼辄迎，臣又私心恨之。盖致外无兵，内无民，且并饷亦不能完，故推咎于练饷之人，冒昧愚戆，罪当死。《小腆纪年附考》上册，36页。

    蒋德璟冒着死罪说出的这番话至少解答了明政府兵饷匮乏横征不止的主要原因，上有聚敛之君，下有贪赃之臣，必然饷多而兵少，赋加而民困，陷入“外无兵，内无民”的绝境。

    崇祯帝本质上是个极端虚伪之人，他一生多次下诏罪己，力图把自己装扮成爱民之君。如崇祯八年（1635年）农民军攻下凤阳，焚毁明皇陵，崇祯帝假惺惺下诏罪己时，侍读倪元璐就指出：“陛下下罪己诏，非徒空言。今民最苦，莫若催科。”《流寇志》，卷2，30页。崇祯帝虽表示赞成，却不做任何减免之事，反而陆续增加赋税。大顺军攻下太原，他在罪己诏中说：“所以使民罹锋镝，蹈水火，血流成壑，骸积成山者，皆朕之过也。使民输刍挽粟，居送行赉，加赋急无艺之征，预支有称贷之苦，又皆朕之过也。使民室如悬罄，田卒汙莱，望烟火而无门，号冷风而绝命者，又皆朕之过也。使民日月告凶，旱潦洊至，师旅频仍，疫疬为殃，上干天地之和，下丛室家之怨者，又皆朕之过也。”《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7，319页；《明季北略》，卷20，446页。诏书中一连用了四个“朕之过”，认罪之心何其诚恳，然而，他自知百姓苦难之深后甚至连个空头支票都没有开出，最后仍说：“念用兵征饷，无非得已”，要各直省地方官“多方劝谕”，继续搜刮无误。直到三月十八日，大顺军已经攻城了，崇祯又下罪己诏中，才迟迟宣布“尽罢加派新旧饷”《流寇志》，卷9，145、156页。，此时根本没有任何意义了。

    那么，崇祯帝除了加赋之外，真的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其实办法还是有的。文秉在《烈皇小识》中称，清查积弊即可：

    如光禄寺岁派无锡上供白米一千三百三十石零，岁用七百余石，则每年多存六百余石；浙直各府，岁派分给部堂翰林尚宝科道等衙门白米一万二千一百余石，岁用共八千余石，则每年多存四千余石；每年卫所运解漕粮入禄米仓者，五百余万石，除文武各官，支过俸米外，具蚕食其中者，则有营兵、卫军、衙役三蠹：营兵则有冒名之弊，如司苑局四骧军勇神木黑口等厂，以中涓为三窟，岁縻饷三十万石矣。卫军则有造册之弊，今溢额者将及二万人，一军应支饷十二石，是岁耗米二十四万石矣。卫役则有卖票之弊，凡官锦衣者，虚领十余票，皆托名吏役，每票支米六七石不等，是岁耗米二三十万石矣。漕抚标兵五千，皆食江南粮，卫军领解，止行给八百里行粮，不应与解京者同给三千七百里行粮，此项厘剔，亦可省米三万石。更由此而推之，内府收贮香蜡灯草丝棉等项，额征银五万余两，年年委积无用，此项不可裁乎？蓟辽犒赏公费，重复支用，多至二十三万两，举一边而各边可知，此项不可节省乎？又如上供磁器，又料价药料，一切不急之需，暂停一二年，可省金钱数十万，若能逐项清查以佐国用，将朝廷不苦于亏额，苍黎咸乐于更生。《烈皇小识》，卷7，188~189页。

    封建统治者的本性使崇祯帝从来不肯从其自身及支持者们那里节俭，唯知诛求百姓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