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辱得失：僧王的几大业绩(2) - 正说清朝十二王 - 历史 - 人文社科 - 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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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说清朝十二王》第三部分
荣辱得失：僧王的几大业绩(2)

英国和法国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强国，大沽口战败，当然不会善罢甘休。

咸丰十年（1860）六月，英法远征军来到。其中英军约18000人，法军约7000人，兵舰200余艘。联军知大沽口防御坚固，由北塘登陆，在洋枪洋炮的轰击中，僧军虽顽强抵抗，仍不敌败退。

英法联军攻陷塘沽，进占天津。咸丰派钦差大臣桂良等赴天津谈判。英、法提出天津开埠、赔款等要求。桂良奏报，咸丰帝谕命先退兵、后定约。英法联军以谈判不成，向通州进军。

咸丰帝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为钦差大臣，往通州议和。载垣接受了英、法要求，但英、法又提出向皇帝亲递国书，被载垣拒绝。载恒说：“按中国礼制，见皇帝必须跪拜。”巴夏礼说：“我非中国之臣，怎能解袍跪拜？”争辩既久，巴夏礼扬长而去。载垣奉咸丰帝旨，命僧格林沁在张家湾将巴夏礼一行扣押。僧格林沁对英法联军本来就恨之入骨，接到谕旨，立即率部出动，截拿巴夏礼等英法人员39人。至此，通州谈判全面破裂。

英法联军得知使节被押，与僧军大战于通州张家湾。僧军战败，退至通州八里桥。英法联军6000余人进犯八里桥。八里桥，东距通州8里，西距京城30里，是通向北京的最后一道关口，此关一破，北京必然陷落。僧格林沁知已无退路，向皇上立下誓言：“奴才等现在督带官兵退八里桥以扼赴京道路。奴才等赶紧再振军心，倘该夷由通(州)上犯，奴才等惟有与之以死相拼。”

八月初七日上午七时许，英法联军分东、西、南三路对八里桥守军发起攻击。僧格林沁命令蒙古骑兵冲杀。骑兵一度冲到敌军指挥部附近，短兵相接，激战一时许。随后，南路法军大炮炮弹倾泻在八里桥上，清军遭到重大伤亡。守军与法军在桥边进行肉搏战。僧格林沁亲临前线，指挥蒙古马队。在外国人笔下，八里桥之战的惨烈，让人不忍卒读：

八里桥之役，中国军队以少有之勇敢迎头痛击联军。他们的军队是由两万五千名鞑靼兵和为数众多的民团所组成的……尽管他们呼喊前进，勇猛和反复地冲杀，还是一开始就遭到惨败！然而，……他们顶住了使他们惨遭伤亡的压倒火力……还是宁愿一步不退，勇敢坚持，全体就地阵亡。

桥口站着一个身材极为高大的鞑靼人，他看起来像是总司令的旗手。他手执一面写有黑字的大黄旗，并且把这面旗帜不时指向所有的方向。此乃僧王之旗，所有官长的眼睛都注视着它，因为它正向全体中国军队下达着命令……此刻，全军精锐亲自保卫的那座桥也业已堆满尸体，然而这个鞑靼人尽管已孑然一身，却仍挺立在那里，可能正在传达僧王的最后命令。子弹、炮弹在他的周围呼呼作响，飞啸而过，而他却依然镇静不动……霰弹把他击倒在地，于是大旗也向一旁倒去，……随着它的旗杆而去的是一只紧紧抓住它的痉挛的手……

如果僧格林沁血战而死，他的名字，或许更为响亮。但是，在军队伤亡过半时，他却失去了战死的勇气，率部撤退。咸丰帝下令拔去僧格林沁的三眼花翎，削去了他的领侍卫内大臣和都统等职。

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咸丰帝命皇六弟恭亲王奕䜣为钦差大臣，办理和局。自己则以“秋狝木兰”为名，仓皇逃往热河。英法联军进入北京后，焚毁了圆明园。园中的华美建筑和无数巧夺天工的艺术珍品，或遭劫掠，或化灰烬。

咸丰帝宣布革去僧格林沁王爵，只保留钦差大臣职。他奋斗大半生得来的爵位与荣誉，几乎全部丧失。

拥戴两宫皇太后咸丰十一年（1861），咸丰帝病死于热河，以两宫皇太后、恭亲王奕䜣、醇亲王奕譞为一方，和以赞襄政务大臣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宗室肃顺为首的另一方，为争夺最高统治权，展开激烈的争斗。已恢复郡王爵的僧格林沁因手握重兵，成为双方拉拢的对象。

这年八月十七日，肃顺等赞襄政务王大臣特意致函僧格林沁，主动促使他具折奏请叩谒梓宫，试图拉拢僧格林沁，并借此试探他对赞襄政务王大臣的态度。信函说：“昨富山来滦（指热河避暑山庄），询悉王爷闻信之后，甚为哀痛。现在捻匪又有出巢之言，王爷仍当以军务为重，未可过于伤感。各路统兵大臣，业经奉有谕旨，无庸奏请来京。惟王爷受恩至重，非各路统帅可比，似可具折奏请叩谒梓宫，并请皇上节哀……”署名的八名赞襄政务王大臣为：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

僧格林沁接信后，态度异常鲜明，当即表态。他不但不按来函意旨具折奏请叩谒梓宫，反而在另一奏捷折中故意写上“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等语。其拥戴慈禧、慈安两宫太后，反对八大臣的态度尽在不言中。

赞襄政务王大臣不愿就此罢休，又从热河发一函，申斥僧格林沁说：“昨见捷奏，欣悉王爷懋着功勋，并蒙恩优奖，莫名欣贺。惟折内有‘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等语，查内外臣工折报，均系奏闻皇上，不宜书写‘皇太后’字样。此后王爷奏折，自应一律，应请惟用‘皇上圣鉴’字样为荷。”

八大臣对僧格林沁倾注的希望犹如水泼沙地。后者在复信中对八大臣毫不领情，且痛加驳斥：“至沁（僧格林沁）奏折内有‘皇太后、皇上圣鉴’之语，远荷示知不宜书写。沁因前由理藩院咨行准吏部咨称内有：‘本王、大臣拟旨缮递后，请皇太后、皇上钤用图章发下，上系御赏两字，下系同道堂三字，以为符信’。是皇上冲龄不能阅折，皇太后览奏后钤用图章，始行发下。如此拟定通信，是皇太后阅折一层，已明示中外矣！而折内又不宜入，似与前传稍有未符。况皇上冲龄，未能理政，天下臣民尽皆深知，若必拘泥旧制，诚恐不能取信于天下臣民。是以沁有此书写耳。”并声称，“嗣后奏报，仍不敢不如此缮写，尚望深思海量是荷”。

僧格林沁以先前公函内有赞襄政务王大臣拟旨后，须经皇太后、皇上钤盖“御赏”、“同道堂”二图章方为有效为理由，断然拒绝了载垣、肃顺等人专揽大权的企图，再次表明了对皇太后的拥戴。僧格林沁的鲜明立场，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形势的走向与结局，促成了辛酉政变的成功。而两宫皇太后的“垂帘听政”，又把晚清政治引导上了慈禧太后专权的道路。这一影响深远的后果，当然不是僧格林沁能够预见到的。他只能按照自己的理解做出选择，并用自己的选择，再一次诠释了对“忠”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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