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清朝十二王》 第三部分
慈禧懿旨：刨断古树意何在(3)

    （1）任命其弟贝勒载涛、贝勒毓朗、铁良为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企图建立由自己亲率的禁卫军。

    （2）下谕成立筹办海军事务处，命肃亲王善耆、镇国公载泽、铁良、萨镇冰妥慎筹划，命庆亲王奕劻总核稽察。5人中满洲4人，皇室又占了3人。萨镇冰是留学英国归来的海军专家，也是唯一的汉人。不久成立海军部，由载洵担任海军大臣。

    （3）载沣借溥仪名义下了一道上谕，宣布由皇帝亲自担任大元帅；皇帝亲政前，由摄政王代为行使最高统帅权。

    （4）将军谘处从陆军部分离出来，后改军谘府，以贝勒毓朗、载涛为军谘管理大臣。军谘府相当于总参谋部，军谘管理大臣相当于总参谋长。载沣通过载涛，决策最高军事机密。

    这样，以载沣兄弟3人为核心的皇族亲贵就掌握了全国的海陆军权、禁卫军权，集中了全部军事权力。

    载沣摄政初，外国政府和国内立宪派都曾对他寄予厚望。第一，他曾出访欧洲，眼界远远超出以往的统治者；第二，他是光绪帝的弟弟，对推进中途夭折的改革有着顺理成章的热情；第三，他在政治上给人们留下了开明的印象。据说载沣出使欧洲后回到北京，第一件事就是买了一辆叫做“布鲁厄姆”的欧式马车，驾着它到处来去。这辆一匹马拉的轻便马车，似乎代表着一种全新的文化，人们有理由相信，他摄政后会在立宪方面取得新的进步。谁知他对西方文明的了解，充其量也就是一点皮毛。他当“谢罪使”时从德皇威廉·亨利讨教的一条经验，就是军队一定要控制在皇室手里，皇族子弟要当军官。他做得更彻底，不但把军队抓到皇室手里，而且还抓在自己家人手里。但是，载沣的做法也加深了皇室亲贵与汉族军事将领和地方督抚的矛盾。表面上看军权在握，实际上却陷于更加孤立、虚弱的境地。

    第三，预备立宪，皇族内阁。载沣为了掩饰皇族集权，于宣统元年（1909）三月重申预备立宪，命令各省切实筹办宪政，务必在当年成立谘议局。这种姿态，使一部分立宪派分子，对载沣产生了很大幻想。各省成立谘议局的同时，在中央筹建资政院。资政院是清廷模仿西方议会模式，却又经过精心改塑的中央议事部门，是代议制度在中国最早的试验。资政院参议员规定有三种产生办法，即钦选、会推和保荐。钦选就是由皇帝亲自点选，目的仍然是为了便于满洲亲贵对资政院的控制。

    资政院开设后，一切议决案需有一负责部门处理，责任内阁应运而生。宣统三年（1911），摄政王载沣任命庆亲王奕劻为第一届内阁总理大臣，负责组织责任内阁，并将原来的军机处和旧内阁裁撤。待内阁人选宣布，舆论大哗。新内阁13人中，汉族4人，满族9人，其中，皇族又占5人，因而被舆论抨击为“皇族内阁”。这样多的皇室成员位居要津、专擅大权的局面，即使在清王朝200多年历史上，也是未曾有过的。于是，“近支（皇族近支）排宗室，宗室排满，满排汉”的谚语不胫而走。

    清皇室借立宪之名，不但没有对统治权有所放松，反而变本加厉地加强宗室亲贵的专权，激起公愤。各省谘议局竞相上书，弹劾内阁，皇族成为众矢之的。清室对舆论汹汹却不屑一顾。立宪派原想在内阁中分点好处，此旨一下，希望完全落空，与清廷的矛盾更加激化。

    载沣一味集权，排除异己，在朝野间引起极大不满。加之他生性懦弱，没有统驭全局的才干，致使皇室内部派别分立，纷纷竞争权力。其中一派以贝勒载涛、毓朗为首，控制军事大权，得到载沣的倚信。另一派以镇国公载泽为中心，把持财政大权。载泽虽是由远支宗室过继给惠亲王庶长子奕洵为嗣子，因其自幼聪颖，颇得奕譞怜爱，与醇王府关系一向密切。其妻是隆裕太后妹，有了这层关系，即可私传太后言语，挟制载沣。载泽掌度支部后，在政府中独树一帜，“以集中财政为务，犹载涛之集中军权”。载泽为扩张势力计，向载沣推荐盛宣怀就任邮传部长。庆亲王奕劻组阁后，载泽辈力谋倒阁。当时谙于政情者，多认为继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者，非载泽莫属。元老派奕劻，原是首席军机大臣，受命组阁，自知势单力薄，于是与那桐结为一气，分居总、协理职位。奕、那二人贪污受贿，早已臭名昭著，世人称为“庆那公司”。那桐与袁世凯、徐世昌等关系深厚，结为一党，与载字辈皇室近支互不相能。此外如恭亲王溥伟，载沣对他一向存有戒心，认为无合作的可能，只给了一个禁烟大臣名义，以示敷衍。

    载沣原想集中军政大权，强化皇室地位，结果却演变为各派亲贵揽权谋私、犬牙相制的复杂局面，统治能力被进一步削弱。对载沣本人来说，实非始料所能及。

    清朝末帝溥仪登基时，曾由摄政王载沣怀抱升殿，净鞭响亮，吓得溥仪大声啼哭。摄政王安慰他说：“皇帝别哭，一会儿就完了。”这无意中说出的一句话，谁知竟成为清朝灭亡的谶语。

    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一个多月时间，先后有13省宣布对清廷独立，转向革命营垒。清廷派出的军队，在陆军大臣荫昌的统率下，出征讨伐，屡战屡败。清廷岌岌可危，惊慌失措。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看到时机已到，便同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协理大臣那桐等人一齐向载沣保举他的政治死对头袁世凯重新出山，同时以“奉职无状”，自请“立予罢斥”。载沣本不愿意迈出这关键一步，但是他素性懦弱，没有独作主张的能力。当时的主要军事将领如冯国璋、段祺瑞，都是袁世凯的嫡系心腹，亦提出“非宫保(指袁世凯)再出，不能挽救危局”。载沣在穷途末路之际，只好任听摆布，将大权拱手交给袁世凯。

    十月，袁世凯就任内阁总理大臣，回到北京，马上收编了载涛掌握的禁卫军，接着迫载沣辞去监国摄政王之位，以醇亲王名义退归藩邸。至此，袁世凯已把清王朝的军、政大权完全攫为己有。随即，老奸巨滑的袁世凯与南方民军达成清帝退位后选他当大总统的保证，又以革命的势力逼迫清帝退位。当时，隆裕太后连连召开御前会议，商讨对策。会上，隆裕太后无可奈何，抱着溥仪大哭说：“我悔不随先帝早走，免遭这般惨局。”王公贵族，主战主和，意见不一。不久，极力主战的宗室贵族良弼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亲贵王公闻风丧胆，纷纷逃避。同时袁世凯的亲信段祺瑞等40多名前北洋将领致电清帝要求退位。

    有趣的是，清廷存亡危在旦夕，摄政王载沣虽也如坐针毡，但在讨论战和的会议上，却经常一言不发。以致皇族中有不少人认为他庸碌无能，毫无政治才能，不配做摄政王，大清江山就断送在他们兄弟父子手中。但是也有人认为，载沣虽从政历练不足，但能够审时度势，顺应历史潮流。

    民国初年，孙中山两次到北京，都曾拜访载沣，充分肯定他在辛亥革命时，代表清廷逊位，和平交出政权，是一个爱国的、有政治远见的行动；做为皇帝生父和摄政王，在逊位问题上，能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摆在前头，把家族的利益摆在后头，是难能可贵的，在历史上是罕见的。孙中山的一席话，在今天看来也很有道理。

    据说，当载沣被迫辞去摄政王位，从宫中回归王府，对福晋瓜尔佳氏说：“从今天起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福晋见他一副若无其事、轻松的神态，气得痛哭一场，并告诫儿子：“长大了万不可学阿玛那样!”这段故事与载沣自书的对联“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虽不足以证明他早有“退隐”之志，但也可以看出，摄政三年，的确令他心力交瘁。

    对比清初、清末的局势，有一些类似之处：一，都是幼主统治，顺治帝6岁即位，宣统帝3岁即位；二，均由摄政王执政，但睿亲王多尔衮佐兴，醇亲王载沣助亡。两次摄政，效果悬殊。难怪前人提起载沣来，要说他“回思多尔衮，功罪两相殊”了。

    醇亲王先后有两座王府，一座是宣武门内太平湖的旧府，另一座是什刹海后海北岸的新府。载沣摄政期间，新府改称为“摄政王府”，同时又称“北府”（系指太平湖旧邸为南府而言）。

    相关阅读书目推荐

    （1）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79年

    （2）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晚清宫廷生活见闻》，文史

    资料出版社，1982年

    （3）吴玉清、吴永兴编著：《清朝八大亲王》，学苑出版社，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