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步入深渊的内乱
杨鹤抚陕(1)

    早在天启元年（1621）九月，四川永宁土司奢崇明就发动叛乱。次年二月，贵州水西土司安邦彦也反叛，策应奢崇明，西南大震。直到崇祯初年，朝廷在吃尽苦头后才算把叛乱平息下去。

    在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也不安宁。先是荷兰殖民者占据澎湖列岛，骚扰沿海。后经朝廷反击，荷兰人才退出澎湖，但仍盘踞台湾。更严重的是，在万历末期福建沿海已形成了不少海商集团，他们亦盗亦商，拥有武装，势力强大，朝廷奈何不得。至天启年间，郑芝龙等人的海商集团，几乎在沿海地区经营着一个海上王国，根本不受朝廷的约束。直到崇祯初，郑芝龙才名义上接受朝廷的招安，暂时不与朝廷作对。这些海盗虽摇身一变成了官军，但朝廷仍是无法真正节制。

    尽管川黔、福建有这样那样的麻烦，但至崇祯初算是基本解决了，至少在名义上算是解决了。崇祯帝对此甚至有些洋洋得意。其实，崇祯帝及朝廷的许多官员都忽视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即北方地区的不安定因素。

    早在天启二年（1622）的五月，山东就爆发过徐鸿儒的叛乱。这场叛乱虽由于组织者的失误很快就被朝廷镇压了下去，但仍是一个大的凶兆。山东与京畿近在咫尺，竟出了这样的大漏子，而且徐鸿儒用的手段也是令朝廷最为头痛的民间宗教，即白莲教，足见民心的不稳定及北方社会问题的严重。

    由于徐鸿儒之乱很快被压服，山东的局势也暂时被稳住，朝廷认为北方大概不会再出问题。其实，就在山东被压服的同时，西北的动乱已在酝酿之中，并渐见端倪了。

    陕西的民变，实际上从天启五年（1625）就开始了。但那时的民变，规模较小，其行为也只是邀路行劫，打家劫舍，还没有发展到攻城杀官的地步。因此官府往往也只把它视作一般的治安问题，不太注意。但至天启七年（1627），恰恰就是这些小规模的民变，渐成燎原之势，把陕西搅得天翻地覆。

    首先动乱的是澄城县，领头的据说是一位名叫王二的人。只要看看此人的名字，就知道他是位底层的穷人。正是这位差不多连名字都没有的底层人，把陕西的反叛之火点了起来。

    这年陕西大灾，米贵民饥，而西安府澄城县的县官张斗耀却不顾百姓死活，又严催赋税。此年三月，王二便邀几百名穷苦人，用墨涂面，聚集山上。王二大喝一声道：

    “谁敢杀张知县?”

    众人一齐喊道：

    “我敢杀!”

    于是，这群饥民，便在王二的率领下，打下了县城，处死了张斗耀，然后聚集在洛河以北的山上，占山为王。他们飘忽不定，四处出击，先后攻掠到蒲城、韩城、宜君等县。官军奈何他们不得。

    在王二之后动手的是绥德州府谷县的王嘉胤。府谷紧贴长城，在陕北东北角，也是最穷最苦的地区。王嘉胤开始仅是抢掠富室，后迫于朝廷压力，走投无路，才啸聚为乱。

    王嘉胤闯出名声之后，王二便率他的那伙人往北流徙，与王嘉胤会合，聚集在延庆的黄龙山，与官军对抗。

    除王二、王嘉胤之外，陕西各地的饥民也纷纷动手，形成了几股重要的力量。在崇祯元年（1628），陕西境内主要有这样几股力量：

    汉南王大梁，阶州周大旺，宜川王左挂、飞山虎、大红狼、苗美，安塞高迎祥，洛川黑煞神，延川王和尚、混天王，庆阳韩朝宰等等。

    到了崇祯二年（1629），情形就更严重了。此时的陕西，不仅乱民的数量和活动区域大大增加，而且乱民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

    用当时的话讲，就是“陕西饥，流贼大起”。据当时地方官员的报告，除上述澄城、府谷、西安、榆林、延安诸地外，洛川、淳化、略阳、清水、成县、韩城、宜君、中部、石泉、宜川、绥德、葭耀、静宁、安化、固原、宁羌、延川、米脂、青涧、安定等地都遭到变民劫掠。像鄜、延、宜、雒等地，更是变民往来聚集的渊薮。甚至已有陕西的“流贼”出境活动。

    从乱人员的结构也日趋复杂。原先参加动乱的，绝大多数是当地的饥民，即“土寇”，作战能力不是很强。至此，则有不少新生力量加入进来了。当时有人分析，从乱之人主要为“土贼”、“边贼”、“回贼”、“矿贼”和饥民。也有人认为，“流贼”主要由叛卒、逃卒、驿卒、饥民、难民、响马等类组成。总之，参加民变的人员已不再是纯粹的饥民了。

    由于新生力量的加入，这些原本不起眼的“流寇”实力大增。尤其是那些边军，原本是朝廷的官军，都是些职业军人，武器、马匹齐备，战斗力很强。不少“流贼”的首领，都是边兵出身。他们具有战斗经验，熟悉地理形势，性格强悍豪放，很有号召力。

    陕西的动乱如火如荼，终于震动了京师。崇祯皇帝也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了。

    在饥民纷纷起事之初，陕西的地方大吏，如陕西巡抚胡廷宴、延绥总兵岳和声等，都是持敷衍应付的态度。像胡廷宴，能力有限，年岁已老，很不愿意听到下属呈报那些打打杀杀的事情。他说，这只不过是饥民闹事，待明年春后粮食续上以后自然就会平息。没想到动乱不仅没有平息，反而是愈演愈烈。

    崇祯二年（1629），陕西频频告急，朝廷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于是，崇祯帝命廷推一位总督陕西全省事务的大员，来处理陕西的危急局面。结果左副都御史杨鹤被推举担此重任。

    这位杨鹤，是湖南武陵(今常德)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的进士，至崇祯元年（1628）才被提拔为左副都御史。他看到时局危急，便上疏说他那一套图治之言，主张休兵养民，培养元气，说得头头是道。他这么一出头，正巧赶上了好时候。当时三边总督武之望已死，陕西民变正炽，朝廷上下视之畏途，没有人肯去揽这档子事。既然杨鹤有图治之策，大家便一致推荐他去陕西。

    杨鹤其实是一个“素有清望，然不知兵”的典型文官，哪里懂什么军事！但正是这样一位不懂武略的文臣，却被委以重任。崇祯帝特意召见他，问他此番前往，有何方略。杨鹤只是回答：

    “清慎自持，抚恤将卒而已。”

    意思是自己做清官，同时抚恤边军，并没有什么新意。崇祯帝命他出任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全权处理陕西军务。同时罢免胡廷宴、岳和声的巡抚之职，任命刘广生为陕西巡抚，张梦鲸为延绥巡抚，协助总督杨鹤。

    起用杨鹤，说明崇祯帝当时仍对陕西的局势很有信心，认为这群饥民，只要略加抚劝，再予之恩惠，就会平息下来。而且，当时的崇祯帝也别无他法，辽东的战事，已弄得他焦头烂额，他不仅无银无兵去增援陕西，甚至还想从陕西抽调边兵来对付后金。因此，他除了能给杨鹤浩荡皇恩外，实在也拿不出别的什么来。

    杨鹤匆匆赶赴陕西，梦想立下奇功。但陕西的局势，实际上已很难扭转了。

    杨鹤的具体办法，一是招抚，二是救济。通过抚赈，使这些从乱的流民重新返回家乡，安定下来。用他的话说，就是：

    朝廷大兵大疫，公私交罄，加派频繁，百姓小民元气大伤。辽东黔蜀的兵事，丧师失律，暴骨成邱，封疆之元气大伤。缙绅结党争权，彼此倾轧，而逆阉乘机诛杀君子善类，士大夫之元气大伤。就像重病初起，百脉尚没有调和，风邪易入，急当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