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走向世界战争
世界经济危机与日本法西斯狂热(2)

    30年代前后的日本，在国内外危机四伏的情况下，法西斯主义更加猖狂起来，从民间到军队，从官僚到政党，法西斯化倾向日益严重。

    首先，军部法西斯发展迅速，从“二叶会”到“樱会”，已经形成了从军部中央到军队基层的军事法西斯势力。他们提出了建立法西斯主义的“高度国防国家”的口号，推动日本朝着法西斯化方向进展。一方面对外突出强调“满蒙危机”，加快侵略东北的战争准备。一方面对内打着“昭和维新”的旗号，进行法西斯主义的“国家改造”运动。1930年1月，英、美、日、法、意五国海军裁军会议在伦敦召开，海军强硬派主张必须突破华盛顿会议所确定的比例，否则“国防就发生危险”。而浜口内阁压制海军强硬派意见，接受了美国的妥协案。于是军部认为这是对天皇统帅权的侵犯，引起了所谓“干犯统帅权”争议。虽然最后日本批准了伦敦裁军条约，但导致了日本统治阶级内部分化的加快，军部的政治地位突出起来，法西斯化倾向日益严重，加速了法西斯主义的“国家改造”运动。在陆相宇垣一成、陆军次官杉山元、参谋次长二宫治重、参谋本部情报部长建川美次等军部首脑的授意下，1931年2月，“樱会”头目桥本欣五郎与民间法西斯骨干大川周明，策划于3月在东京制造动乱，然后以保护议会为名。出动军队，迫使内阁辞职，建立以宇垣一成为首的军事独裁政权。但是，陆军省补任课长冈村宁次、军事课长永田铁山等军部法西斯幕僚派认为，应先从对外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再推动国内“改造”更为合适，并已经与关东军的板垣和石原等人达成谅解，于是劝告杉山元等人暂时放弃政变计划。这时宇垣也倾向于首先解决“满蒙问题”，遂使政变流产。史称“三月事件”。这次事变虽未成行，但军部法西斯统一了意见，将全部精力集中到了解决“满蒙问题”上，从而加速了发动侵略战争的步伐。

    与此同时，军部法西斯认为，要建立“高度国防国家”，必须改变目前“反军空气和裁军论”的高涨情况,寻求促使国民对军部“内外理解”的方案。为此，1930年6月军部制订了《关于昭和五年度普及国防思想计划》，开始了所谓“国防思想普及运动”。《资料日本现代史》(8)，第202页。到1931年春，在“满蒙危机”的喧嚣声中，军部又强调：“陆军应当抓住内外形势进展的时机”，“扩大国防思想的普及，使国民充分理解陆军的立场”。《资料日本现代史》(8)，第205页。于是，在军部策划和指导下，于8月成立了“普及国防思想委员会”，制订了三期计划，以在乡军人会为主体，通过报纸、广播等媒体，大肆煽动“满蒙危机”，激发国民的“对外危机”意识，转移国内矛盾，在国民动员方面为发动侵略做准备参见张劲松《“九·一八”事变与日本军部的“国民动员”》《日本研究》1991年第2期。。

    其次，军部法西斯与民间法西斯勾结更为密切。民间法西斯是日本法西斯运动的原动力，为日本法西斯运动提供了理论指南，随着军部法西斯成为“国家改造”的主体，军部与民间法西斯的勾结日益密切起来。在前述的“干犯统帅权”争议下，1930年11月发生了民间法西斯右翼团体“爱国社”（属于玄洋社系统）成员佐乡屋留雄刺杀浜口首相事件。“三月事件”则是“樱会”与大川周明等民间法西斯勾结的结果。

    再次，统治阶级内部的官僚和政党的法西斯化倾向日益明显。这突出地表现在“外交强硬论”上。前满铁副总裁、政友会议员松冈洋右，在1931年1月的议会讲演中，叫嚣“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他说：“我认为满蒙问题关系到我国的存亡，满蒙是我国的生命线。在国防上、经济上都是如此。论及满蒙问题，如果只注意到20万日本人，或在那里拥有铁路等等，这很不充分。满蒙问题的全部意义在于，它是我国的生命线。”不久，松冈又发表了《动荡之满蒙》的小册子，强调必须确保和死守“满蒙生命线”，为此“不必害怕任何国家和个人”。也就是说不惜与世界为敌，也要霸占中国东北。政友会另一个对华强硬分子森恪也乘机鼓噪，他在所著的《危急的满蒙》一文和其他讲演中，否认中国对东北的主权，说什么“满蒙非中国的领土……是满族的领土”，在这里，“日本消耗了20亿国帑，以10万同胞之鲜血，好容易才把俄国势力从日本之生命线和满洲人故乡的满洲驱逐出去”，是日本“施国威于满蒙天地的结果”。强调“如不确保满蒙，日本的生存权就将受到侵犯”山浦贯一：《森恪》第993～9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