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惆怅》　非典型腐败
制度不能保证一切（2）

    所有这一切，都不违反制度（向评审人说情或者告状除外，但你永远查不出）。尤其是发表论文达到多少篇就可以当教授，更不违反制度。如果评审不能通过，还会有人打抱不平。结果，我们就“合法”地评出许多根本不合格的教授、博导。我不知道他们是该叫“真的假教授”，还是该叫“假的真博导”，也许该叫“非典型教授”吧？这可比做假文凭还可怕。假文凭总归可以查出，这些“真的假教授”和“假的真博导”却可以堂而皇之地招摇撞骗，不知廉耻地误人子弟，直至把我们的学术界搞得乌烟瘴气。

    或许有人会说，这还是因为制度不够完善和健全。这话没错。但是，再完善再健全的制度，也是靠人来执行的。人不变，制度再好也没有用。最后的结果，恐怕还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防不胜防。中国人在这方面，可是积累了上千年的经验。因此，根本的问题在于改造社会，改造国民性，这可是比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重要得多，也艰难得多的事情，正可谓任重而道远。

    所以，非典型腐败和非典型肺炎一样，是不好对付的。甚至我们还可以说，非典型腐败比非典型肺炎更难对付。因为这场病，我们民族已经得了很多年，也治了很多年，却一直治不好，以至于弄得几乎人人都是带菌者，时时都是潜伏期。其原因，就在于以前开出的药方，多半治标不治本，反倒弄得那病毒有了抗药能力。治标不治本的原因，则又在于没有找到病根。因此，要根治非典型腐败，就必须对它进行病理分析。

    实际上，只要稍加分析，我们就不难发现，所谓非典型腐败，其实是一种区域性历史现象。原始社会没有，发达国家也不太多（他们那里有腐败，但很少有非典型腐败）。它的疫区，主要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那些有着东方专制主义传统的发展中国家。如果再缩小检索范围，则又不难发现，无论典型腐败，还是非典型腐败，都无不发生在权力关系之中。腐败这东西，战场上没有球场上有，商场上没有官场上有。战场上靠的是武力，商场上靠的是财力，它们都不靠权力。商场上如果也要搞腐败，则这种商业活动必与权力机构有关，比如和政府做生意，或需要政府的批文。此为国际之通例，故西方发达国家也频频爆出此类丑闻。战场上如果也搞腐败，则必非真正的战争。所谓并非真正的战争，是指战争的一方根本无心作战，作战双方是非对抗性的（比如美国与伊拉克）。至于球场上出现腐败，则因为赛事原本可以看作一种带有表演性和商业性的“虚拟战争”，当然很容易被收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