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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1937年3月起,成都地区救亡运动达到高潮。吴雪、戴碧湘等人的四川旅外演剧队,在成都街头或郊野演出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各救亡组织在城里、城外大搞救亡宣传,广泛发动民众。活动的发起人有韩天石、康乃尔、周海文、张宣、周源江、蒋桂锐、甘道生等人,分头带领各自的宣传队员,浩浩荡荡去成都北门外天回镇、三合场……向 “赶场”的农民演讲,展示东北沦亡地图等宣传画,撒传单,贴标语…… 嘹亮的救亡歌声震荡着蓉城的天空,各色写有抗日标语的鲜艳红旗,飘扬在城乡! 在张曙时等中共人士的“统战”下,刘湘指派专人经常与群众团体接洽,对各种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不加干涉,并提供保护……刘湘还为车耀先的《大声周刊》提供资金,每月津贴张曙时等中共人士主办的《建设晚报》400元,每月帮助群众救亡团体100元。 有次,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用公函通知省政府:“救亡团体有赤色分子,请政府禁止或封闭刊物!” 省务会议上讨论此事时,刘湘“大加反对”,把省党部公函扔在一边。他还命令:“马上派员去安慰抗日民众团体,不要害怕!但不要做得‘太红’了,免得省党部那几爷子借口捣乱!” 刘湘还为中共地下党员和抗日积极分子免遭镇压出过力。 有天,蒋介石派人紧急到成都,面见刘湘:“刘甫公,中共和赤色分子在省城闹得太不像话,以抗日为名反对中央政府!蒋主席送来这份要在成都抓捕两百人的名单,请刘甫公立刻批准执行!” 在刘湘部任职的中共地下党员甘树人得到了这个消息。 张曙时对甘树人说:“万一刘湘顶不住压力,情况就非常危险了!对刘湘最有决定性影响的,是同他有师生之谊的张澜先生——立即请张澜出面劝阻!” 张澜 (1872~1955),字表方,四川南充县人。1911年领导四川保路运动,在四川威望甚高。抗战爆发后,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任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四川中共地下党早就派徐庆坚和钟汝为“做张先生的工作”,两人轮流隔一天去一次。最初,徐庆坚担心地对钟汝为说:“张先生当过四川省省长、成都大学校长,我只不过是一个23岁、大学毕业刚一年的青年,能担任起这个任务吗?” 钟汝为40多岁,北大毕业,曾任省教育厅科长,多才健谈。他说:“张老晓得我们的政治背景,不用担心!” 张澜住在四川省银行成都分行后院。当徐庆坚带着紧张的心情第一次去向他汇报成都救亡运动情况时,张澜静静地听……告别时,又很和蔼地送他出客厅至阶檐上,才挥手作别,张澜送客至阶檐是对客人最重视的礼节。以后徐庆坚他们每次都受此礼遇。 其实, 张澜的二儿子张慕良,1926年就参加共产党了。在德国留学期间,他曾任中共旅德支部书记,后转到苏联。1936年由中共中央电召回国,协助张澜开展对刘湘等四川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 徐庆坚等人当时不一定了解这些。徐庆坚和钟汝为见张澜时,张慕良有时也在座,也就国内形势发表一些意见。钟汝为私下对徐庆坚说:“张慕良知道我们是为什么来的,他在背后给了我们不少帮助!” 甘树人要徐庆坚请张澜出面,劝说刘湘阻止蒋介石在成都逮捕200人。徐庆坚自知在张澜先生面前谈理论,是在龙王庙前卖水,所以他见了张澜,不绕圈子,直接提出要求:“恳请张老要刘湘不批准抓人。” 张澜坐在沙发上,手捋长须,陷入沉思久久不语。足足过了五分钟,张澜说:“你回去吧,给你们那些人说,放心!” 徐庆坚没有多说感谢的话便告辞了。 仅几个小时后,甘树人从刘湘处跑到徐庆坚家说:“你离开省银行不一会儿,张先生就到了多子巷刘湘公馆。刘湘恭迎入座。张先生沉着脸,对刘湘劈头一句:‘你要找死呀!’(注:“找死”,四川土语,即向死路走)刘湘摸不着头脑,陪着笑脸细问,才知是有关抓人的事。刘湘马上向张先生表示:‘我决不会批!’刘湘送张澜走,回到客厅,把茶碗一下摔在地下,大声说:‘我做到这个样子(按:即刘主张联共、反蒋、抗日),张先生还不相信我!’” 刘湘马上叫人把为蒋介石送黑名单的人找来,对他们说:“我没有权在成都抓人!名单你们带回去,我已派了一架专机送你们回去,另送你们每人200元路费。” 那两个人大失所望,私下怨恨嘀咕:“你这位大权独掌的‘四川王’,公然说起没有权抓人的‘黄话’来了!” 但两人也无可奈何,只好怏怏而去…… 1937年春,国民党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刘湘是中央委员,他没有去开会,但与蒋介石为“统一”而打内战大唱反调,提出了个“书面提案”,说内战使“国家人才之受摧残,即元气之受损伤”!他又大声疾呼:应该“集中人才,精诚团结,解放言论,发扬民气!” 这些都说明:中共对他的“统战工作”已很有成效,也足可以证明他的思想也的确大有转变了。 1936至1937年,四川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全国有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刘湘实行开放支持的政策。 这件事过后仅3个多月,中国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就开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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