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 抗战主要的物资支撑
第14章 中国抗战最主要的物资支撑(2)

    谭齐把审讯情况向省会警察局长唐毅（四川武胜县人）汇报。唐毅专程去拜访军统成都行辕调查课课长张严佛和国民党四川省党部调查统计室主任何培荣。张、何、唐三人便认定：这是共产党省委发动的抢米风潮，朱亚凡是现场指挥。《时事新刊》是共产党办的报纸，朱亚凡是共产党分子。

    唐毅回到省会警察局，整出一份署名“道生”的所谓共产党秘密文件，文件内容大意是叫朱亚凡利用“春荒”困难之机，率领群众到仓库去抢米，从而“扩大群众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满情绪……”

    朱亚凡被成都行辕公开枪决。当局事后成立“四川省特种委员会”，以“防奸肃反”作为该会的政治口号，先后逮捕了中共党员罗世文、车耀先等多人。4月，薛庭恩等4人被刺刀一个个戳死于龙泉驿半山腰；另外数人被活埋于猛追湾乱坟坝；车耀先、罗世文等数人被送至重庆中美合作所，后来被杀害于渣滓洞……

    延安《新中华报》4月5日起连续发表两篇社论，否认中共参与此事，指出：成都“抢米事件”，是破坏团结抗战的阴谋暴行，与共产党实行的政策完全不相符合。

    据中共《成都市委简史》一书中说：

    “（事件后）枪杀《时事新刊》编辑、共产党员朱亚凡。先后相继逮捕罗世文、车耀先、洪希宗、郭秉毅、薛庭恩等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10余人……中共中央连续发出《关于成都事件经过及戒备国民党阴谋破坏的指示》和《关于成都抢米事件对南方党工作的指示》，要求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党组织，须根据保存干部、蓄积力量的原则，采取必要的办法缩小机关，调动、隐蔽干部，焚毁文件，准备口供，给新干部、新党员进行秘密工作和被捕审讯时应有态度的教育等……”

    国民党利用“成都抢米事件”镇压中共四川地下组织，在国共合作中蒙上了浓厚阴影，形成了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反共高潮！

    蒋介石这时兼四川省主席（可参阅第7章）。他给成都行辕主任兼省府秘书长贺国光和川康绥署主任邓锡侯去电：“据报成都米价陡涨，确系奸商大贾囤积居奇抬价，应即查明，不许再有囤米，买卖‘仓飞’（作者按：即购米票单）交易！”

    贺、邓二人采取强硬手段查禁囤积的商人，但米荒仍在蔓延，抢米事件仍在各地时有发生。

    到6月，米价已陡涨至每石70元左右。6月8日， 成都市府发放贫民购米证，每隔三天凭证购买平价米一次。7月2日，全市无米供应，市民纷纷向市府请愿。米价每石涨至93元。7月11日，米价又涨至每石115元。7月12日、13日两天，情势更趋恶化，成群的市民携袋提筐，到有米处拥挤争购，你抢我夺。此时又遇日机来袭，警报频发，全城混乱已极！

    成都发生米荒及抢米事件，给大后方稳定带来极大威胁。7月15日， 绥署、省府会衔布告：“严禁人造米荒，纠众抢米者处死刑！囤积居奇者没收充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