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东京汴梁
第5节 丧权辱国

    　　所以，定都东京固然是一个无奈，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不小的错误，然而中央势力是这样的强劲，一定程度上应该是能够弥补首都四战之地的缺憾的。中央正规军禁军的数量在本朝初年大约是二十万上下，京城驻军即近十万，占了总数的一半。太宗时禁军总数达到三十五万，守卫东京特别是河北防线的部队至少也有十七八万人。此次辽军南下，在人数上并不比宋军优势。只是辽人善于骑射，马军的冲击力强劲，特别是能集中精锐而各个击破河北一带相对弱寡的地方城池，在气势上占了先手而已。宋军主力既已渡河，各道兵马也有合围夹击的可能，无论如何也不至于立时就想到退却的。

    　　但本朝立国以来，朝廷大员中一直不乏那种懦弱于外寇入侵者，此际的典型代表是参知政事王钦若与佥署枢密院事陈尧叟。这两位一是金陵人，一是四川人，此时竟分别密劝皇帝驾幸金陵、成都，开了本朝一个极为恶劣的先例。就原则而论，这种妖言惑主、动摇军心之举，是十足的奸佞行为，可在真宗眼里，他们的建议居然还颇合心意，这种现象是很不正常的，难怪寇准听说以后勃然大怒。寇准以为，以圣朝天子之神武，若车驾亲征，敌人将不战自遁。即使坚守河北，亦可以挠其谋，老其军，从而稳操胜算。岂能远之楚蜀而委弃宗社？寇准在这里稍微灵活了一下，以近似激将的语气使天子自入彀中。果然，真宗在寇准的吹捧中有点昏昏然起来，放弃东京的念头从此打消不提，甚至当辽国主动表示求和时，皇上还有点不大愿意。十一月二十日，真宗终于出京亲赴河北，二十六日，到达澶州。双方皇驾的亲征使这场战事不再仅仅局限于边境冲突的范畴，必将会带来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结果，这就是一个极为著名的停战条约“澶渊之盟”。

    　　这个结果的产生看起来似乎是一个偶然事件导致的。当真宗亲临河北走到卫南时，辽统军萧挞览所部已先后击败天雄、德清两军，进而三面包围了澶州。围城后，萧挞览自恃其勇，只以轻骑简从潜至城下巡视地形，结果被宋威虎军将张瓌用床子弩射死。

    　　统军萧挞览是辽国著名大将，博学多智，极为辽主所重。此次南进，就是在他竭力倡导下实现的，因此他的死给了辽人上下极大的震动，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辽军的斗志。辽太后亲临挞览棺车，恸哭失声，为之辍朝五日。相反，真宗在三天后及时赶到了澶州，当天子的黄龙旗出现在澶州北城门楼上时，宋军欢呼之声闻于数十里之外，士气大振。

    　　本来，辽国也并没有久战之意。同以往数年的情形相同，此次南侵的目的，也不过就是攻城掠地炫耀武力而已，且目标也就只是河北北线一带。辽军在边境战斗中之所以屡屡取胜，一是因为宋军以固守为主，二则也是因为辽师本身采取了灵活机动的巡略方针。若以大军深入直逼东京，恐怕也没有这个实力。因此辽人从心底是想与宋廷媾和的，只要捞到了实惠，一纸和约的确是无可无不可的事。十二月份，双方开始实质性接触。

    　　但谈判的过程还是很微妙。早在辽军大举深入之际，辽太后就曾辗转送来一封带有求和意味的书信，但真宗认为彼大兵在后，疑为欺诈而未予置信。倒是宰相之一的毕士安坚持说这是辽军受挫后耻于自退之举，所以劝皇上不妨答复。于是真宗手诏回复说：若真有此意可以议和，但宋廷是不能先派使者的，必须是辽国方面“即附边臣闻奏”。这就是在外交上讲究起大国的面子了，辽国自然也不会同意。这时，一位宋朝降将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此人姓王，名继忠，真宗在藩邸时即委以亲信，即位后一直将他擢升到镇、定、高阳关三路钤辖兼河北转运使的职位，也算是个统帅一方的封疆大吏。不幸的是，在咸平六年（公元1003年）的一次战役中兵败，下落不明。朝廷方面本以为继忠业已殉国，直到辽人致书议和之际，才发现王继忠是陷敌被俘，不仅没死，连辽国的求和之议竟也是他一力促成的。于是，王继忠从一位兵败被擒的降将一跃成为双方的红人。有了此人的折中，宋辽的和议在面子上的障碍似乎便少了许多。最终是宋廷方面先派了使者，几经周折，恰好在萧挞览死后不久到达辽营，停战的时机最终成熟。

    　　双方的使者宋廷方面是曹利用，本官是右班殿直，因为恰好赴行营公事，被枢密院推荐出使。此人机辩无伦，慷慨有志操，确是个佳选。在辽国方面，飞龙使韩杞被辽主充以大任，此人也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本朝自是中国的正朔，礼仪之邦的体面既不可失，所以还必须有人制定仪式，此际充当此职的是翰林学士赵安仁，在行营当中也只有他能熟记有关体式，因此受命出任。

    　　其实所有的这一切都已是无关紧要的了，因为宋家天子乃至朝中大臣都早已把息事宁人的方针摆在了首位。真宗本人根本就无心再战，所以当韩杞在廷前扬言辽军还要南进时，皇上便迫不及待地予以让步，答应以输送银两绢帛的方式许和。就是忠直刚勇者如寇准，此际也不过就是把曹利用拉到帐中说：天子虽许你以百万，若此去结果超过三十万，回来就砍你的头。于是双方和平之议变成了讨价还价的拉锯战，最后宋帝国以每年输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的代价换取了辽国的一纸盟誓和班师北还。就以此每年合计三十万岁币的数目而言，恐怕还得归功于寇准的坚决态度和曹利用的不辱使命。

    　　当然，这在本朝大多数人眼里自然谈不上什么丧权辱国之类而实在是天朝的圣明与大度而已。照天子的观念来看，中国得天下风土之宜，地饶物丰，助尔犷憨小国若许军旅之费，不仅是大国的本分，实在也是小事一桩。千年前的汉世，早就开了先例，可见中国之风范就是以大家胸怀庇护四夷众生，德之尚者，又敢不遵之！至于三十万两的数目是否过大，不是原则上的事情。老臣毕士安说得好：不如此，和事恐不能久也。

    　　怕只怕无关愁绪，最恨是在心深处。共遵诚信，虔奉欢盟的皆大欢喜之外是“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的实际约定，加上三十万两岁币的具体现实，中国的仁厚、中国的大度的背后也许就是强咽痛楚往心里去。但是，天下太平是真的，君不见天子驾返东京了，大赦天下的诏书颁布了；河北给复二年，壮丁归农，行营罢除，戍兵减半，四边警戒人不安枕也已成为过去了。

    　　既如此，复何求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