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东京汴梁
第2节 宗庙社稷

    　　首都常常又称作是“京都”、“京师”。都者国君所居，人所都会也，故曰“京都”；京者大也，师者众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之，故又谓“京师”。汴梁本是唐代的汴州，后梁建为东都，后晋称为东京，本朝因其名，定为国都。于京都置开封府，京畿一路辖有五州四十二县，后虽稍有增损，也有十六县。

    　　从古代“天下九州”的意义上来说，这里是“兖州”之域，春秋时为郑地，战国时为魏都，居于中原要地，是有名的天下之冲，四通五达之郊。据说大禹塞荥阳泽开渠以通淮泗，名莨菪渠，就是后来的汴渠。汉时河、汴决坏，汉明帝曾遣使者修治汴渠，隋大业中更令开导，引河水入汴口，名通济渠，再东引入泗，连于淮，至江都宫入于海，亦请之御河，河畔御道植柳，炀帝巡幸，乘龙舟而往江都。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公私漕运商旅轴轳相接。单从汴梁连接着汴渠与通济渠这一点上，就可见其地位之一斑。

    　　帝国中心枢纽的地位，决定了东京汴梁的迅速兴盛。唐之汴州旧城，周回不过二十里一百五十步，本朝太平兴国年间大事扩充，新城周回增至四十八里又二百三十三步，称为国城，又曰罗城，使东京的面积增加了一倍，没过多久，便一跃而成为帝国最大的城市。东京陷落后，它的风华繁盛成为当时无数人心目中的美好追忆，并被发之笔端。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便是其中最出色的一种，人们从中可以看到正史记载里所无法具备的东京的生动形象。

    　　不过，帝国首都却无险可恃。

    　　汴梁自古就是有名的“四战之地”，即所谓四面平坦无险可守而极易遭受攻击。战国时的赵国也是立国于四战之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不得已采取一条“全民习兵”的政策，以作抵抗外侮之备，但最终还是被以关中险固之地立国的秦国所败。四战之地虽是兵家必争之要冲，却非帝王之居，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京师乃国家中枢所在，一旦有虞，那就是震动全国的大事，銮舆播迁，政令不行，这种灾祸将足以动摇宗庙社稷。

    　　问题还不仅仅在此。本朝从立国那天起，对国家的威胁主要就是来自北方。太祖平复周境虽然未费功夫，但对北汉就已经有点力不从心了。北汉之地在黄河以北，离汴京就只是相隔一河而已，以太祖受禅后的实力，守虽然可以暂无大碍，但立时克服，却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太祖立下的国策是“先南后北”，尽管这是条极富谋略的战略，但多少也是出于无奈。更何况北汉之外，还有辽国，夷狄之心虎视眈眈，随时都有可能挥戈南下，以汴京平坦开阔四通八达之地，又岂能轻易战守而游刃有余？自太祖时起京城陆续汇集了全国的精锐之师数十万之众，目的就是捍卫京畿，但即使是天险，也有险不足恃的时候，更何况汴京这个根本就无险可守之地！

    　　其实在建国后不久，太祖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完全是一个偶然，开宝九年（公元976年）三月初四，太祖西幸洛阳。西京洛阳原本是太祖的出生之地，他在此度过了充满美好回忆的少年时光。不过，皇上自从十二岁离开后，十年仗剑漫游，十年戎马倥偬，君临天下后又日理万机，一直再也没能很好地重游故地。此番亲身体验到西洛山川关河的雄壮，一刹那间大生感慨。太祖想，据此险固之地而立都，则可以不繁冗兵而自固，岂非天赐之便？新朝开国皇帝这时开始后悔自己匆匆建都开封的草率，于是提出迁都。一代雄主发自内心地认为：一迁洛阳，再迁长安，效汉唐故事，应该是绝妙的霸策。可惜的是，从驾的大臣无不反对。首先是起居郎李符上疏不可，太祖不听。祭祀先祖罢，皇上赖着不肯起驾东返，那意思就是想造成既定事实。对此，群臣甚是惊骇，一时无有谏者，但有位不肯服输的大臣再度上言。

    　　这是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李怀忠，他的话说的似乎很实在：东京有汴渠，因而便有了江淮每年数百万斛的漕米，都下数十万兵马仰给于此，陛下留居此地，米从何出？且府库重兵皆在大梁，安固已久，岂能动摇根本？！

    　　那就径迁长安！皇上的主意在那一刻还是坚决的，所以他赌气说出此话。

    　　终于有人叩头了，凡是懦弱无识而又自命效忠的人最后总是会祭出这个法宝。这是晋王赵光义，皇上的御弟、新朝主要的军事统帅，同时也是太祖黄袍加身的始作俑者之一，他的话自然有着相当的分量。晋王以首叩地言辞恳切：陛下，安天下者，在德不在险啊！

    　　太祖沉默了。他明白这件事情一旦错了就无法改正，一时间说不出一句话来，只能以沉默回答晋王。晋王退下，太祖长叹：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这是太祖第二次长叹了，这一次是英明的太祖陛下为顾全大局而作了一个灾难性的妥协。这件事情的影响是如此的深远，以至于它的是非功过，简直无法评说。新朝的开国皇帝在这件事情上确有远见卓识，可惜的是没能得到大多数人的理解。尽管后来也不断有迁都之议，但都不能付诸实施。

    　　太祖于西幸洛阳七个月后去世，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十月二十一日，御弟晋王赵光义出乎意料又顺理成章地继承了大宝。说出乎意料，是因为历朝历代的继承原则是父丧子代，除非万不得已，没有兄终弟及的道理；但这又是顺理成章的，因为赵光义是新朝的第一功臣，没有他就没有宋家江山，他的仁厚与统御才能更不让于乃兄，在国家初立，外患未平的创制阶段，以他的地位与威望入继大统，当然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过，这多少有点不正常，朝野有些议论和谣言也是事出有因。说起来也是光义有心要当皇帝，否则，有太祖谦虚仁慈的美德在前，即使天子猝死变故突发，朝廷内外一时没有准备而有传位于弟的意向，光义理所当然也还是必须谦让的。

    　　新朝的第二位天子，史称“太宗”。

    　　太祖时期，尚为奠定国统而南征北战，对首都的担心当然显得有些多余。相反，以四战之地取攻防要枢，纵横捭阖，倒有许多战略上的优势。更何况太祖取的是攻势，攻的意义就是在别人的土地上摆开战场，需要以决定性的战略决战一锤定音，于是进退自由的汴梁并非不是一个定都的佳选。可当太宗受挫于辽，国界渐渐确定后，这个问题就开始隐隐约约地严重起来。

    　　太宗的对外国策以“歧沟之战”的失败为标志形成两个明显不同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