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公不语对枯棋》　落尽夭桃又侬李
莫谈时事逞英雄（4）

    1995年初稿

    2005年修订

    附记

    拙著《被调整的目光》出版后，我在网上读到孤云的文章“偶像的黄昏”，接着是暨南大学袁钟仁教授的文史小语“孙中山、梁启超的‘自白’”（《羊城晚报》2003年1月27日），都同意我对“公车上书”事件的考证。袁教授指出，梁启超1921年在天津南开大学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时说：“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不过，梁氏究竟把哪些“真迹放大”，以致所记不成为“信史”，没有讲清楚。1996年，姜鸣在上海出版《被调整的目光》一书，其中“莫谈时事逞英雄”提出：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八日的“公车上书”，历史上没有此事，完全是康、梁二人所伪造。姜鸣以大量史实论证这是欺人之谈。梁氏所谓“将真迹放大”，原来如此。

    我也读到了戊戌变法史研究专家汤志钧先生的批评。汤文“公车上书答客问”先发表于1999年7月17日《光明日报》，后又收录于新近出版的《戊戌变法史》（修订本）。惟汤文举各地举人纷纷上书反对签约为例，得出结论“怀疑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而说甲午战后没有‘公车上书’，似欠妥当”，令我大惑不解。因为我说的是，当时确有大批公车上书，都察院并不拒收公车上书，但康有为所描绘的“公车上书”历史事件不存在。这个观点，汤先生其实并没有找到史料予以反驳。

    去年，茅海建教授以其大作《“公车上书”考证补》手稿见示。茅海建运用大量档案文献，从政治决策高层的角度，重新审视公车上书的背景、运作过程及其影响力，指出由广大举人参与的“公车上书”，其实是由高层政治人物翁同、李鸿藻、汪鸣銮等人发动，京官组织，目的为了阻挠《马关条约》的签订。茅海建认为，康有为组织举人联名上书，是一次流产的政治事件，但被康、梁派一次又一次地涂抹，色彩越来越靓丽，情节越来越戏剧化，从而成功地书写了他们的历史，并被许多历史学家所接受。《公车上书记》的刊行，是康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