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公不语对枯棋》　昔时金阶白玉堂
失鹤零丁（2）

    居民同志们：

    由于东方广场工程进度的需要，在近期准备拆迁您所居住的住房。请您携带好户口本和住房证，于6月3日以前到北京东方广场工程拆迁办公室（东单二条37号）办理登记核查手续。希望您能给予我们理解和支持。

    谢谢！

    1994年5月30日胡同里找不到电报局的遗迹。那么，15号院就是翁同的旧居吗？我手中缺乏详尽的资料，以供进一步的考证，但我愿意相信，这里就是翁氏旧居。一位中年人告诉我，前年有两个美籍华人来这里踏访过，他们带着一本泛黄的照相册，细细地翻着，说这是他们的老屋，小时候还在院里抓过蛐蛐儿。真是往事如烟了。上溯百余年前，郭嵩焘被遣派出使英国，京中士大夫痛心疾首，斥作汉奸，以为坏了夷夏大防的规矩，湖南同乡中还有主张开除他省籍的。如今又有多少名臣之后，兴高采烈地入了外国籍呢？　

    三

    翁同可称是同光名臣。他父亲翁心存，是体仁阁大学士，先后做过咸丰、同治二帝和诸多亲王的老师。大哥翁同书，官至安徽巡抚。二哥翁同爵，做过陕西、湖北巡抚和署理湖广总督。他本人是咸丰六年（1856年）殿试的状元，也做过同治、光绪两朝皇帝的老师，尤以做光绪的师傅而著名。出入中枢数十年，官拜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户部尚书。在清末，翁同权倾一时，后被罢官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郁郁而终。以往国内史学界似乎有个传统，总是从历史事件来进入人物研究。50年代起，中国近代史被分割成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捻军、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等几大块，每一大块中的人物，又依统治者与人民群众、抵抗派与投降派、帝党与后党、保守派与改革派等等政治概念，而定位爱国与卖国、先进与保守、革命与反革命。结果，复杂的历史研究被简化为区分“好人”、“坏人”的儿童游戏。相当部分历史人物被过滤掉了，长期没人搭理。剩下的，则被拔高或贬低、溢美或丑化，然后是翻来覆去的炒作。集中在某些人身上的研究论著之多之重复，令人叹为观止。比方翁同，作为长期直接为皇帝服务的高级官员，参与过同光二朝无数重大历史事件，是晚清政坛上举足轻重的大老。他的日记，前后连贯数十年，保存了大量珍贵史料。但学术界对他的研究，是把他定位为甲午战争时的主战派首领和戊戌年间鼓动光绪皇帝维新变法的关键人物而切入的，对他其他时期的活动，几乎很少涉及。对他的父兄，更是难见一篇专题研究的文章。坦率说来，我研究翁同的兴趣，也是从甲午战争中的帝后党之争开始的。但我觉得，因翁主战，便把他捧到与所谓“后党”“卖国”相对立的“爱国”高度来歌唱——也仅仅是歌唱其“爱国”——的研究过于肤浅。我将翁同的心路，放在晚清“清流”现象中思考，从中看到了传统士大夫在新旧交替时代面前的无奈和徘徊。但“清流”又是社会的良知，他们的呼声，反映出时代的道德追求和传统知识分子的耿耿风骨。无奈与风骨，正是这场历史悲剧戏剧冲突的主题，简单地说“清流误国”，显然也是失之偏颇的另一种极端。“清流”又称“清流党”，是清末政坛上的一个重要派别，形成于光绪年前期。当时，恭亲王当国，倚重军机大臣兵部尚书沈桂芬。沈桂芬是江苏吴江人，干练有识，较熟悉外国事务，以“洋务长才”自居，他与他的追随者，被称为“南党”。沈桂芬主政，以为国家大乱方定，疮痍初平，务求安静，自然钳束士林，不让士大夫多发议论。另一位军机大臣李鸿藻是直隶南皮人，曾当过同治的师傅，思想正统保守，是著名理学家。他与他的追随者，被称为“北党”。李鸿藻入军机晚于沈桂芬，在军机处的权柄也不逮沈，但不甘居沈桂芬之下，便与依附他的朝士，以刚直不阿、主持清议自居。1879年，钦差大臣崇厚在俄国谈判收还伊犁问题，擅自签订丧权辱国的《里瓦基亚条约》，言路交章弹劾，保荐他担任这次使命的沈桂芬紧张得病倒，而“清流”从此崛起。此后，屡屡上疏言事，评议朝政，纠弹大臣，指斥宦官。在短短几年中，连续劾下工部尚书贺寿慈、吏部尚书万青藜、户部尚书董恂等一批腐败昏聩的高官，还敢于为庚辰午门案的护军张目，逼迫慈禧太后更改主张，从而炫耀一时，满朝侧目。尤其在1881年沈晚清重臣沈桂芬、董恂、毛昶熙（左起）的合影。从1869-1878年，他们三人均为总理衙门大臣及兵、吏、户等部尚书。沈桂芬在1867-1881年间，还一直担任军机大臣。

    桂芬去世后，基本控制朝议，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在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前，“清流”的代表人物是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黄体芳、邓承修、宝廷等，他们又被称为“前清流”。刘体智在《异辞录》中说，“清流”

    负敢谏之名，为朝廷所重。一疏上闻，四方传诵。平时谏草，辄于嵩云草堂，为文酒之宴，商榷字句。有张某（按，指两广总督张树声之子张华奎）为之奔走，传观者呼为“清流

    腿”。其依草附木者，则以“清流靴子”呼之，意谓较之于腿，犹有间也。因而有赀者为“捐班清流”，有佳子弟者为“诰封清流”。由是互相标榜，以跻显贵。既有捷径，则人莫不趋，徒党之众，固其宜也。有人把“清流”称作“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不当权派”，有人把“清流”比作明末的“东林党”，其实都不恰当。从“清流”的骨干成员来看，他们主要是言官，应当称他们是“统治阶级当权派中的非主流派”。“清流”继承了历史上儒家知识分子关心政治、抨击时弊的传统，立论取法于道德、刚直和不偏倚，因而被称作“清议”。但在对外关系上，一些人却昧于世界时势，仍持尊王攘夷之论。按《外交小史》一书的说法，“凡稍谈外交、识敌情者，咸斥之为汉奸大佞，痛诋不遗余力”，显得迂阔和无法实际操作。他们和在第一线操作的官员总是形成矛盾，相互制约。故李鸿章曾十分尖刻地批评说：

    言官制度，最足坏事。故前明之亡，即亡于言官。此辈皆少年新进，毫不更事，亦不考究事实得失，国家利害，但随便寻个题目，信口开河，畅发一篇议论，藉此以出露头角；而国家大事，已为之阻扰不少。当此等艰难盘错之际，动辄得咎，当事者本不敢轻言建树；但责任所在，势不能安坐待毙。苦心孤诣，甫将集事，言者乃认为得间，则群起而讧之。朝廷以言路所在，又不能不示加容纳，往往半途中梗，势必至于一事不办而后已。大臣皆安位取容，苟求无事，国家前途，宁复有进步之可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