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相濡以沫58年
非常岁月……

非常岁月……

1966 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把邓小平一家推向了灾难的深渊。艰难岁月，更显出夫妻间的情深意切。

卓琳：“文化大革命”时，我和邓小平住在中南海。有一天，有人来说孩子们不准回家了，所以只有我和他相依为命。有一次我看到他在抽烟，就拿起他剩下的烟来抽。他说：“你怎么也抽起烟来了？你的烟瘾好像比我还大，看你以后怎么戒！”我说：“我抽烟是因为想孩子，只要孩子们一回来，我一定能戒掉！”

1969 年 10 月，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劳动，卓琳一直伴随着他。在江西三年的日子里，他在荆棘中踏出的那条“邓小平小道”后来被传为了佳话，而夫妻间互相帮扶的故事却是很少有人晓得的。

邓先群：“那个时候，有好多人划清界限，当时别人家吧，反正有好几家人都划清界限。我妈就跟我大嫂讲了：卓琳啊，你可要清醒哦！你们夫妻这么多年，你应该是了解他的，你可别犯糊涂哦！就跟我大嫂这么说。因为我大嫂身体一直不是太好。我大嫂就告诉她说，我是了解他的。奶奶你放心吧！不会的。”

卓琳：有一天，有人让我和邓小平还有老祖 ( 夏伯根 ) 收拾些东西坐飞机走。我们收拾了邓小平常看的几箱书。我们坐在汽车里绕了好几圈，汽车的窗帘都放下来了，最后我们到了飞机场，把我们送到了江西新建县步校。我们住在一幢两层小楼里。

江西，对于邓小平来说，是一个刻骨铭心的地方。在他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两次最痛苦的磨难都是在江西度过的。 1933 年， 29 岁的邓小平被撤销职务，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强迫劳动。 36 年过后的 1969 年， 65 岁的邓小平第二次受到错误批判，被送到江西，监督劳动。

比起在北京被监禁的生活，江西的气氛轻松了许多，邓小平也很快熟悉了这里的生活。

在江西劳动时，邓小平被分配干钳工活儿。这对他来讲并不陌生，少年时代，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他就干过，但此时的邓小平毕竟已是将近 70 岁的老人了。

卓琳：“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在江西，一个月只给我们 200 块钱， 200 块钱的生活费。老爷子说，我们要节约一点，节约一点钱，给孩子们当路费。因为孩子们都被分配到四面八方，给孩子们当路费，有时候来看看我们。他说咱们来种地吧。我们住的那个“将军楼”前面有一块空地，原来也有人种过，后来我们就开了一块地。我那个时候有高血压，不能多动，连上我们住的那个楼我都说：喂，老爷子，拉着我，我上不动了。他就拉着我，我一手扶着栏杆，一手拉着他上楼。他挖地，我就拿个小板凳坐那里拣石头。拣完石头以后，弄成一亩地的样子。那种菜怎么办呢？总得种点吃的呀！我们就跟老百姓要种子，种那些茄子啊、辣椒啊，种这些容易种的东西。浇水呢，他去浇水。

邓先群：他们住在楼上，吃饭在下头。有时候我大哥还要照顾我大嫂呢！家里重活都是我大哥干。我大嫂这人，心胸是比较宽广的。在江西，他们几个老人，也过得挺愉快的，互相也很照顾的。我母亲和他俩，非常好，互相很关心。重体力活都是我大哥干，比如和面啊，擀面这些事情，都是他来干。做饭的技术活是我母亲的。像种菜，他们三个都种。在院子里头挖地、拔草、种菜，他们都干，过得挺愉快的，互相很体贴。

卓琳：我们在新建县住的时候每天去工厂上班，早上 8 点走，半个小时到拖拉机修造厂。我拆线圈，老爷子当钳工，一干就是半天。我拆线圈还可以坐着，和师傅聊天，老爷子只能站着。有一天我看到老爷子干得脸都发白了，我让他坐他也不坐，我说他：“你怎么也不偷点懒呀。”他说：“我一坐下就起不来了。”

卓琳：在江西时，我已经知道胖子（邓朴方）的事儿了。胖子在北大时，有一天邓楠跑回来对我说：妈呀，哥哥从楼上摔下来了，可能瘫痪了。我哭了三天。当时胖子住在北大校医院，我们去新建县之前，去学校看他。还没有到病房我就在休息室哭了半天，跟我去的人说：“你这样去让孩子看到不好。”我想我们要到江西去，我就控制住自己，冷静下来到病房去看胖子。当时胖子和另外两个人住在一个病房。他已经摔伤了，一条腿折了，送到医院抢救。我当着他的面没有哭，然后我们就到江西去了。后来孩子的小姑姑给我写了封信，说胖子已经被送到福利院去了，十几个人住一个大病房，想翻身也没有人管他，吃东西也没法自己吃。

我们从孩子的小姑姑的来信中知道了朴方的情况，很着急。邓小平就给毛主席写了封信，说既然他的病医院已经不能治疗，送到福利院去了，那么我们希望把他接到身边来。毛主席同意了。后来孩子的小姑姑坐火车把胖子送到新建县我们住的地方。

卓琳：那时我和老爷子、老祖在一起，孩子的小姑姑生孩子没有人照顾，要雇个人。我们说：老祖呀，你去照顾小姑姑吧，要不然请人还得花钱，我们也请不起。那时我们三个人一个月只有 200 块钱，老爷子说要有计划地花钱，每个月节省出 20 块钱，孩子们来看我们的时候我们出路费。

邓楠：那时候，冬天多冷啊！水都要自己提，夏天那么热，摄氏 40 度啊！那么几个老人，所有的事都得自己干。砸那个煤，煤是那么大的，一块一块地砸成小块才能塞进炉子里。柴都是一根根大的、粗的，都得劈，都是体力活啊！在家里都是小伙子干的，当时都是老爷子干。

后来飞飞去了以后，帮他们开了一块地，妈妈搬个板凳坐那拣石头。然后开始种东西。一开始什么都没有，后来种丝瓜。他们洗衣服，冷得多冷啊，冷得都要生冻疮，又没热水，老爷子洗衣服洗得整个手都粗糙得要命，冻得那样。

邓榕：在江西，我从农村回到家以后看到爸爸妈妈特别高兴，因为好几年没见了。后来我发现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事不太了解，因为从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他们就一直被关在家里。而我和弟弟在外插队这么长时间了，在社会上独立生活了这么长时间了，社会也乱了这么长时间了，回到家里把社会上的各种事情和我父母说，我发现我母亲用特别惊讶的眼光看着我。后来才知道因为“文化大革命”以后他们一直被关着，对外面的情况不太了解。所以我和我弟弟就给他们讲了好多社会上的情况，他们逐渐对社会上的混乱状况，对“文化大革命”的混乱程度有了些具体的印象。

到了江西以后，爸爸妈妈在工厂劳动。我爸爸不爱说话，一个是政治上比较谨慎，一个是性格内向，所以他在工厂做他的钳工，按时上下班。我妈妈性格比较活泼，跟工人交流很多，经常跟一块干活的女工、小姑娘们聊天，什么都聊，聊社会上的、生活上的事情，还要回些酒曲做醪糟、米酒，跟小姑娘们常说说笑笑，挺高兴的。后来我妈活动稍微自由了以后，可以到工人家里去走一下，她就带着我去。因为工人家里有磨，我们家没有磨，我们想做粉蒸肉什么的，就带我到工人家去，找女工拿点米去先炒，然后磨，磨好后带回家去让我爸爸做粉蒸肉吃。我爸爸做的粉蒸肉很好吃。

我妈妈特别爱种地，爸爸妈妈和奶奶都爱种地，可以补足很多家用。他们很节约，如果没有小孩在，他们肉也不吃。我父亲买最便宜的酒喝，烟也少抽一半，主要的目的就是节约下一些钱给我和我弟弟插队用。我和我弟弟除了能挣够一年的口粮钱外，基本上其他的生活费还得靠家里。为了给我们攒够每年回家的路费，为了每年回家能给我们买点肉吃，给我们做衣服，因为我和我弟弟回家经常穿着破棉袄、破衣服，每年总要添置一些新衣服。劳动，干农活，衣服消耗得特别快，特破，衣服都打补丁。我妈每次回来都给我们把衣服补得好好的。我妈针线活特别好，还给我们织好多毛衣，因为她大生产时就学会了织毛衣，所以我们这些孩子从小到大穿的毛衣毛裤通通是我妈妈织的。我妈妈特别能干，她织毛衣是一流的。“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家五个孩子穿的毛衣、毛裤，包括帽子、围巾全是我妈一个人织的，她一年的工作量其实是相当大的。还有我父亲的，她自己的，我祖母的毛衣毛裤也都是她织的。我母亲有一个最大的本事，就是她能一边看文件一边织毛衣，看文件的速度很快，织毛衣的速度也很快，完全不用看毛衣，一边看文件一边织，毛衣样子还不错，都挺合体的。到江西以后还给我们织毛衣，省下钱来给我们做衣服、织毛衣。他们自己的生活特别节俭，一个月我父母和祖母三个人的全部花销就是六十块钱。他们要控制在六十块钱以内，甚至馊了的稀饭也喝。他们种菜是什么目的呢？最重要的目的是补足家用，这样就不用上街去买了。我奶奶是种菜的主力，因为她最会种菜，农家出身。

卓琳：老祖（夏伯根）在的时候，他烧火，老祖炒菜、蒸饭。老祖要走了，老祖的姑娘要生孩子，需要照顾。我说，老祖你走吧 ! 你没钱雇人照顾你的女儿，你去照顾你的女儿。她说，你们怎么办 ? 我说，我们自己来。后来，老祖走了以后，他就来当主角了。买来的肉，他切，不让我切。我烧火，他炒菜。

1973 年，邓小平结束了在江西的劳动改造生活，回到北京。此后，他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大刀阔斧地领导开展全面整顿，赢得了人民的信任。

没想到，仅仅过了三年，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再次把邓小平推到了困境。

邓楠：天安门事件以后，我父亲又被软禁，我母亲后来也去陪他，所以那个阶段就是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只有他们二老互相照顾。后来没多久，我母亲眼睛坏了。母亲住院以后，就剩我父亲一个人了。但是那时候，他们两个人没有办法联系，只能通过写条子。条子上什么也不能写，因为肯定别人要看。就是通过这样的交流来保持联系，他们互相之间的牵挂和思念，就只能靠这个来传达了。

家庭温暖，是帮助邓小平从容应对政治逆境的一个重要因素。

全家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