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屈身难煞伟丈夫
抗日却恨魑魅多(3)

    原来1935年2月2日，中日双方代表在沽源大滩，达成了《大滩口约》。

    从口约的内容看，日军虽未达到完全占领察东的目的，但仍迫使国民政府放弃沽源县长城以东地区的控制权。

    当时日寇为了应付“贝加尔事件”，采取了稍为缓冲一下的态度，却不料南京中国政府表现出如此软弱。这使他们觉得，只要稍为给南京中国政府在军事上施加一点压力，而不一定全部施加武力，便可以逼使其让步，从而使自己获得巨大利益。于是，它便以这种旁敲侧击的办法逐步推进。所以这一年夏天，日寇又接连挑起河北事件和张北事件，逼迫国民政府签订了屈辱的《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攫取了河北、察哈尔的大部分主权。

    根据《秦土协定》，国民党的中央军和东北军及党务、特务机关从河北、平、津撤出；二十九军驻扎张北以北的军队撤出察哈尔省，退入河北。

    仗没有打，甚至打了胜仗，却得把大片大片的土地，双手拱送给日寇侵略者。张自忠想不明白，手下的将领们想不明白，二十九军的士兵们更想不明白。但身为军人，所受教育，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没有办法，只有按军令撤退。

    二十九军南撤的一天，部队整装向南出发。许多百姓，携儿带女，驾着大车，推着小车，吆着毛驴，挑着担儿，也跟着队伍向南逃难。队伍走了，日本鬼子和二鬼子就会来，他们不愿当亡国奴呀！

    那些走不了的百姓，站在道旁，流着泪，前来送自己的军队。

    看见队伍来了，他（她）们跪在道旁，流着泪哭喊着：“你们不能走哇！”

    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大爷，跪在张自忠面前，抱住他的腿哭道：“张师长，你们走了，我们怎么办呀！？”

    张自忠也流泪了。他跪下来，扶起老大爷，然后爬到一个高台上，含着眼泪抱拳对跪着的父老乡亲们道：“乡亲们！大家请起来吧！老实说，我张自忠和手下弟兄们也不愿走，不想丢下这里的父老乡亲们走啊！我们也愿意和大家一道，誓死保卫这里的每一寸土地。可是我们是军人，军令难违呀！我们不能不走。我们走后，你们大家暂时到山里去躲避一下吧。我们将来还要回来的。”

    他跪下来，向乡亲们磕了一个头。

    随同他出发的官兵们，见师长跪下磕头告别乡亲，也都哭了。他们全都跪下来，对着送别的父老乡亲们磕了一个头，齐声道：“我们发誓，我们一定要打回来！”这些钢铁汉子，在战场上流血流汗，可都没有流下一滴眼泪啊！

    张自忠咬咬牙，抹去眼泪站起身来，发出命令：“出发！”

    部队迈着沉重的脚步向南撤走了。张自忠走在队伍的后面，他的心，像铅一般沉重。走出很远，他回头望去，那些送别的乡亲们，却像失了魂似地仍然呆呆地站在那里，望着远去的队伍。妇女和孩子们的哭声尚隐隐可闻。

    张自忠此时的心，也在紧缩着，绞痛着。

    不知是哪一位军官在前面起了一个头，唱起了《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

    整个队伍齐声唱了起来。那歌声是那样的悲壮，抒发着二十九军官兵此时的悲壮心情。

    1935年4月9日，国民政府授予张自忠中将军衔。

    其实1927年底张自忠任师长时，已是实授中将衔。鉴于各系军队编制军衔混乱，1935 年国民政府对全国陆军实行统一授衔并予确认。

    6月，张自忠受命兼任张家口警备司令，负责维护察哈尔省治安。

    张北事件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十分担心二十九军与日军发生摩擦，引起中日战争，便于1935年6月18日免去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职务，企图再次调二十九军南下剿共。

    宋哲元一气之下，回到天津寓所养起“病”来，遗缺由秦德纯代理；察省军政事务则由张自忠代理。

    蒋介石在成都曾几次电召宋哲元赴蓉一晤，宋哲元均推病不往，以表示心中的怨尤。

    蒋介石无奈，只好派建设委员会委员魏道明及夫人郑毓秀以旅游为名，来察哈尔会见二十九军将领。

    张自忠、冯治安在与魏、郑会晤时，坚决地表示了保卫华北的决心。

    冯治安遥指长城说：“每念八千兄弟血洒长城，恨不能即举大刀杀向鬼子，复我河山。人在华北在。”

    张自忠道：“很对。这就是我们二十九军全体官兵的态度。此言可对天言。”

    不久，蒋介石在庐山电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上山，对秦德纯面授机宜。

    蒋介石指示秦德纯：“日本是实行侵略的国家，其侵略目标，现在是华北。但我国统一未久，国防准备尚未完成，未便即时与日本全面开战。因此拟将维持华北责任，交由宋明轩军长负责。务须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以便中央迅速完成国防。将来宋军长在北方维持时间越久，即对国家之贡献越大。只要在不妨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大原则下，妥密应付，中央定予支持。此事仅可密报宋军长，勿向任何人道为要。”

    秦德纯返回天津，即密报宋哲元，按蒋介石的密令勉力维持。

    7月15日，张宗衡等人从南京中央军校高教班毕业归来，到张家口向张自忠汇报。

    张自忠问道：“你到南京听到过中央对抗日有什么主张吗？”

    张宗衡道：“察东事件发生后，我们向学校当局要求返防抗日，未准。蒋介石、汪精卫参加军校扩大纪念周。汪讲话：‘抗日不是一人一家的事，是关系民族、国家存亡的大事，所以不能轻举妄动。’还说：‘我们不是不抗日。抗日需要准备，准备需要时间，我们争取和平，就是准备抗战。能准备多少算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