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芳艺术谭》　总序
梅之禅（2）

    在“无教之教”与“不禅而禅”的中间，我以为存在着这样的关系—前者是主导的、决定的因素，后者则是对前者的某种对立的补充，尤其是在艺术实践过程中，后者的作用并不都是消极的。

    在入世与出世之间

    入世思想和行为，是青壮年知识分子所普遍具备的。梅兰芳当然也不例外。他在1921年便已成名，在1927年又当然地名列四大名旦之首；并在二十年代的一头一尾，他先后访问了日本和美国，实行了“京剧走出中国”的创举。据1930年的报刊披露—梅刚从美国回来的那一阵儿，“心情亚赛光风霁月，嗓音也甜亮无比”，他已经创立了梅派，他应该抓紧时机，大大地发展梅派才对！然而他怎能料到，1931年9月18日晚，正当自己在北平的中和园唱戏的中途，台下一位显要的看客被机密而紧急的消息召回—那就是张学良将军被“九•一八”事变所困扰、迟疑和错断的那个时刻。从这时起，梅兰芳和全体国民一道，被迫中止了自己的理想和美梦，和平的局面既失，艺术的创建有何可能？梅兰芳被迫南迁，但又冀期很快再回到北平。1935年的访苏，不可能不使他的心灵饱受刺激—那里是一片和平的国土，人民在安居乐业，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在自由探索，这对久经战乱的人来说，将会产生怎样强烈的倾慕与欣羡之情！梅访苏之后回到上海，不久即在北平爆发“七七事变”，继之就在上海燃起“八•一三”战火，自己也身陷孤岛；日军还在继续进侵，他感到前途渺茫，心境极度黯淡。到底怎么办—自杀殉国吗？京剧中虽有《正气歌》一类剧目，但毕竟是戏；近代史上也有激进的革命者陈天华等蹈海的故事，但并非一般老百姓所能理解并容易接受的。自己是一名京剧演员，唱的戏偏偏又是老百姓们所理解和热衷的；他离不开他们—他们当中尚无人自杀，自己焉能自杀？这自杀—实在是行不得呀！既不能自杀，那么，是否退而求其次—从宗教里求得心理上的宁静？梅兰芳想起前辈的若干名伶，有宗教思想的颇不少，真个入教的并不多。何故？因为任何宗教都要求脱离世俗，京戏中讲的偏偏就是世俗，或者是用世俗的观点去解释宗教！一旦真的入教，就必然心如枯木，热血变凉，就只能用教徒那种眼光去观察世界了。这样一来，就永远失去了当演员的“自我”。而演员的“自我”又是一种多么大的幸福—今晚演杨贵妃，把她的七情六欲体验个够；明晚演虞姬，又把她的痛苦悲哀表现个够；后晚演李桂枝，大后晚演赵艳容……普通人一辈子只能过自己的一生，演员一辈子则可以替代历史上知名和不知名的人物分别过上许许多多的一生，虽然替代所过的大多仅是“一生”中的某一片段，但生动的程度往往超过历史上的真人，甚至连历史上不知名的人物也会因自己的创造而变得知名起来！这一种体验百种人生、万般滋味的快乐，是世间任何人所无法获得的，梅兰芳甚至会想—现实世界中任何职业都比不得唱戏，就算是拿总统的职务跟我换，我也不干！因为我是“伶界大王”，比你当总统也差不到哪里去哟！

    自杀不成，走进宗教里去也不成—梅兰芳几经困顿的冥索，最后就只能凭借“不禅而禅”来换取心灵的宁静，静候战争的结束了。对于抗战期间梅的蓄须明志，只能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和开掘，才能得出合乎逻辑的解释。

    前文说到，对于禅宗梅并不陌生。早年从前辈画家习画时常常能接触到，自己在画达摩像时也常能品味到，而只有在身处孤岛、极度困惑之时才能顿然悟到，才能使自己在保全性命、坚持节操的前提之下，取得洁身自好、隐逸遁世的安宁。

    前文还说到，历史上著名的知识分子接受“禅”时习惯用“不禅”的方式，梅兰芳也不例外。他在上海和香港的生活，比起昔时“日进斗金”的局面当然显得拮据，但比起真正的宗教徒来说，其丰富的人情味则不知胜出多少倍。他学英语，学跳舞，学打羽毛球，支持孩子集邮，送孩子从香港去内地的学校读书，等等，说明他未能与尘俗一刀两断。至于说到他在深夜紧掩窗帘，或者以二胡轻轻吊嗓，或者悄悄收听无线电广播以求了解国际政局的最新消息，等等，也都说明他的“不禅”是有限度的—只是片刻的忍耐，只是想用缓解纷争的“出世”去求得某一天的重新“入世”！果然，在1945年的上海，当梅从收音机中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之后，立即从楼上走下来，走向他的家人和朋友—其时他用一柄打开的折扇挡着脸的下部，然后忽地撤掉折扇，原来唇上所蓄之须已全部刮掉！可以认为从这一刻起，梅就已然完全“脱禅”，而不必斤斤计较，认为“几个月后重新登台演唱昆曲，才算是恢复了入世思想”了。

    我们有同样的理由认定，程砚秋抗战时期在青龙桥的表现，只是另一种“不禅而禅”。性质目的与梅兰芳没什么两样，只不过表现形态上稍稍“剑拔弩张”一些罢了。他扛锄种地，仅是一种“韬晦”之计；抓紧攻读史书，是想在未来的岁月中从文化见识上高出同行一筹。他对于专程去青龙桥拜访他的剧作家翁偶虹讲，“应该在《锁麟囊》之后，再为我准备别的剧目。”不要把此时的程砚秋写成一位具有民主思想的革命者。若真是那样，他就应该到不远的西山上拉队伍打游击了。

    由梅、程的例子可以得知，“不禅而禅”似乎是名伶在思想走向进步途中的必经阶段之一。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告诉我们，愈是想拔高人物，就愈会适得其反。人的思想很难飞跃，因为现实在就很难飞跃。即使是思想家凭借先进的立场、观点、方法推导出来的科学论断，也需要审时度势，在人民中分阶段地逐步推广落实。只要稍微一超出现实可能，再科学的东西也会走向反面，甚至会给对立面帮了大忙。

    闲云野鹤与“顿悟”

    先讲一段于闲云野鹤的心态中获得“顿悟”的轶事。

    盖叫天二十七八岁时曾闲居杭州。某日走近荒野中的一个茶亭，适逢一个双目失明的人正在乞讨。茶亭中茶客虽多，却无一人施舍。忽然一位三绺长须的老者高叫一声“瞎子”，于是展开一场暗藏机锋的对话—

    “你看不见？”长者问。

    “是啊，看不见。”

    “你睁开眼看看，我在哪里？”

    “我睁不开。”

    “那你闭着眼睛，使劲儿去看！”

    “—我看见了。”

    “你看见什么？”

    “一片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