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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艺术谭》 抹不去的记忆
梅之歌(1)

    舞与歌的对立统一

    上一章谈到广义之舞(即“动—动作”)当中包括了“唱”、“念”、“做”、“打”诸项手段,此章却要说明歌唱乃是京剧最富于表现力的一项手段,前后立论岂不有些矛盾?确有矛盾。但上一章讲的乃是京剧原理,此章说的则是它外化出来的结果。

    在近二百年的外化过程当中,京剧不可能不受到客观物质条件和主观上的文化传统的制约。本来按原理去推动京剧的发生和发展,是应该实现“唱”、“念”、“做”、“打”的均衡繁荣的。但是“做”、“打”两项是需要大量而精美的服装道具形成表演手段的,穷困的梨园界无法实现这一理想,于是就使“做”、“打”两项相对落后。京剧的“唱工戏”明显多于和强于“念白戏”,只从一个方面(当然是主要方面)说明了京剧唱腔的高明。因为那为数不多的“念白戏”(诸如老生戏中的《四进士》、《审头刺汤》、《十道本》等),由于京剧念白是一种特殊的歌唱形式的缘故,也同样可以证明京剧之歌是如何渗透于京剧之念并带动了京剧之念“歌咏化”的。歌与念的这种统率与被统率的关系,在中国文化艺术中是有传统的。曲艺中“唱”的形式明显多于“说”,然而评书一类形式中的“说”又绝不是生活中的音韵,而且同样被“歌咏化”了。

    上面讲了京剧在外化过程因为主客观条件的制约才走了样儿,形成了舞与歌的对立统一。是不是只有京剧一门艺术形式才走了样儿?显然不是。中国画显然有其原理存在,但是其中今天被称作“文人画”的部分,所突出的笔墨情趣方面的特征,恐怕与其笼统的原理之间也存在着差异。我们放眼世界性的艺术领域:日本的歌舞伎,欧美的芭蕾舞,乃至今日尚在流行的摇滚乐、霹雳舞等等,但凡是走入“尖端”、极具个性的艺术,大约都是在原理外化的过程中走了“样儿”的结果。为什么会“走”成如此“尖端”的“样儿”?还不是主客观条件极为特殊的缘故!所以说,由外化过程中走样儿而造成的艺术某些因素间对立统一情形,一是大量存在,二未必是坏事。它造成了各类艺术特殊的外部形态,而且也给人们探索其内部奥秘提供了广阔天地。它造成了艺术的厚度与朦胧感。

    京剧以唱腔标定流派

    京剧流派之多,要居世界各门艺术之冠。京剧习惯以姓氏标定流派,实际上就是以唱腔去标定流派。为什么以唱腔标定流派,其中“被迫”的和主动的因素又是什么?

    在京剧的历史上,一向穷得要死的梨园人物,都把嗓音天赋视为艺术生命第一位的本钱。他们称嗓音高亮的演员“有一条吭”,他们谈到某人嗓音不佳时总是一摸自己的脖颈:“他这儿没本钱。”只要有嗓子(音量大,调门高,音色音质好),再加上功夫和修养,出人头地就势在必成。增加功夫和修养固然也需要钱,但毕竟不同于要现钱,何况中等以下水准的观众,对演员的功夫、修养并不看重,只要嗓子天生得好,自己“听着解渴”就行了。而演员如果因嗓音不行被逼着向“做”、“打”上发展,则服装,道具桩桩件件都伸手要钱,而且是要现钱!这就是唱腔一项能够超越“做”、“打”而得到重视的“被迫”的原因。从另一面讲,当这种被动的情势形成之后,有嗓子的演员则从主观上努力。京剧的歌唱讲究很多,甚至是讲究太多。它远远超过了用五线谱或简谱所标定的旋律和节奏,而讲求平仄四声,重视吐字归音,乃至喷口、擞音等细部的技巧。更重要的一条,是韵味,是由个人天赋音色与后天修养、追求融汇一体的韵味。这东西任凭谁都容易意会,唱不出可以听得出,听得出却很难讲得出。韵味中似乎除了物质的东西之外,更多的则属精神范畴。应当指出,追求韵味的倾向在近半个世纪中常常做过了头。它把观众的注意力从睁眼看戏引回到闭眼听腔,从具体的剧目和人物拉到抽象化了的主要演员身上。这样的“间离效果”,不能不视为走火入魔。[点校:京剧艺术特征中最不容易说明的就是韵味。帕瓦罗蒂是世界第一男高音,可京剧基本观众却说“他没味儿”!1959年前后,北京京剧团马、谭、张、裘联袂演出《秦香莲》,非常红火。中国京剧院一团的李少春非常羡慕,他私下与袁世海商量:“咱们团也来它一出《秦香莲》,怎么样?”袁问:“人,怎么安排?”李说“我学马先生,也演王延龄。你演包公!”袁说“那是铜锤的活儿,我可不成。要演的话,有一个绝活儿,我演韩琪!别的团都用武生演,我琢磨过了,这是个武生与架子花‘两门抱’的角色。至于包公,我推荐一个人,还就在咱们团—”“谁?”“—某某某,行不?”少春面有难色:“他嗓子倒很冲,可就是他的唱没味儿,别说观众未必答应,你去问问他自己,这戏让他蹲底—他敢接吗?”袁想了想,就没再说什么。这提议没有结果而告终了。]

    明确提出“京剧以唱腔标定流派”,并不排斥某些以“做”、“打”见长的演员也以姓氏标定自身的流派。杨小楼创立了杨派,盖叫天创立了盖派。这两位不同时期的武生演员都擅长“做”、“打”,杨的念白完全够得上“歌咏化”的水准,而盖就相差许多,但由于他们二位的“做”、“打”均能称得起“歌咏化”,不仅有物质上的速度、尺寸等等,而且更有精神上的功架和韵味,所以反倒丰富了“京剧以唱腔标定流派”的立论。谁能说杨小楼、盖叫天的“做”、“打”不是特殊意义上的歌唱?

    流派纷出的文化背景

    京剧的流派似乎是以谭鑫培名噪梨园之时才真正叫响的。谭鑫培之前的“老三鼎甲”(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今人作京剧史时也习惯以其姓氏冠为×派,但估计在清末当时,未必真能盛行开来。谭鑫培既已叫响,杨小楼也就当仁不让,到梅兰芳更是异军突起,谭杨梅三派就这样鼎立于二十世纪一十年代的前期和中期了。在梅派站稳脚跟之后,1927年竞选“四大名旦”的活动,又使尚、荀、程也名正言顺地获得了“派”的荣誉。三十年代以后,老生、花脸行当的流派林立,连花旦、丑行、小生的优秀人才也纷纷树立自己的流派。四十年代中期偏后,是京剧的一个小低潮。俟全国解放,京剧又缓过劲来,在五十年代中期偏后的又一次高峰中,裘派和张派也随之成熟并叫响了。以上是对京剧流派的历史所作的一个简略的描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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