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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艺术谭》 抹不去的记忆 “平均分”与“不多给” 记得我曾在解放前的报刊上见到一张题为“四大名旦分项技能”的调查表格。所谓“分项技能”,包括“扮相”、“唱腔”、“表演”、“武打”、“念白”、“台风”等等。所谓“调查”,是在偶然圈定的一部分观众中征求意见并请其打分。四大名旦各项得分都在八十几分至九十几分之间。得“扮相”最高分的是梅兰芳,“唱腔”第一名是程砚秋,“武打”皇冠为尚小云所得,而“念白”高手则为荀慧生。虽然单项上各有千秋,然而一算平均分,梅则高出其他三位许多,当然列为榜首。因为他在其余几项多居第二名,且分数距第一名很近,这是梅的不容忽视的优势。 然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梅在每一戏或每一场中施展技艺时,又从来采取貌似悭吝的“不多给”态度。在“唱”、“念”、“做”、“打”四项中,梅的唱工戏居多。但梅的歌唱又与程、尚、荀的重心不同。程唱得极为讲究、深刻,常常使观众产生一种将全部身心沉潜于内还无法把握的崇敬之感;尚唱得火炽热烈,天赋的一条好嗓子,如竹筒倒豆子,痛快淋漓,由性儿挥洒;荀嗓音欠佳,但唱得极为俏皮,往往在关键处能掀起狂潮……梅唱的是什么,又是怎么唱的呢?一出《宇宙锋》,全部唱词加起来才三十二句;一出《贵妃醉酒》,只用了一种四平调板式;一出《奇双会》,用的又只是“吹腔”—梅不是嗓子不好,梅不是唱法不讲究,梅不是不想在大段成套的唱腔中倾泻自己的感情,这些,在梅的早年和中年时就已成功地实现和完成了。中年之后,梅的歌唱是着重唱情绪,唱性格,唱笼罩在情绪和性格之上的文化氛围。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游园惊梦》,拍此剧电影时梅已六十几岁,扮相、身段、嗓音均赶不上当年,唯独修养不是当年可比,所以通过“步步娇”、“皂罗袍”和“山坡羊”这三支曲子,真把汤显祖造出来的那个意境勾画得出神入化,尽管在演出过程中肯定得不到一次彩声。梅先生在唱上的“不多给”,主要就是绝不主动光要彩声;相反,对那种得不到彩声的文化氛围,梅先生则采取了轻施细舍,积少成多的“多给”的态度。 再一个“不多给”的例子,就是把“打”坚决地逐出《穆桂英挂帅》的果敢行动。本来,处在为建国十周年献礼的政治氛围中,同时又处在万目仰观梅派艺术的文化氛围里,《穆》剧在“唱”、“念”、“做”方面已有突出成就的前提下,倘若在结尾再稍许增加开打,梅就不难获得一个“集大成”的桂冠。这桂冠落到梅的头上,偏偏又是当时的政治、文化氛围所求之不得的。可梅经过深思熟虑,毅然摒去了开打,甚至从讨论剧本时起,他就一直提出要“减唱”。通过最后舞台实践的结果来看,梅是以少含多达到以少胜多的。“九锤半”的那一段捧印独舞,成为京剧里程碑式的千秋佳构;“难道我就无有爱国爱民一片忠心”—仅这一句唱词,梅却唱出了无比丰厚的内涵。梅仍然坚持“不多给”,但“平均分”仍然很高。 二胡与加速度 从清末民初直到如今,京剧的各个方面都变化很大。以乐队来说,梅兰芳1923年在排演《西施》时,为了丰富乐队的音色,经过反复的调试,决定增加进一把二胡。当时对于这一出新戏来说,增加二胡只是一个很小的改革,梅兰芳未必没有“试一试”的心情,他怎么会想到这一改动马上就被肯定下来,直到六十多年后的今天,二胡仍然毫无愧色地在京剧乐队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一席。 梅兰芳一生当中,确有许许多多类如增加二胡这样似小实大的改革例子。他改旧戏或是排新戏,变动总是一次只来一点儿,而且每次都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如果观众欢迎,就肯定下来;如果观众提出异议,就不妨暂时放弃。表面上看,梅兰芳改革的加速度不算大—他从没有在某一天某一出戏中,让熟悉自己的观众看到一个面目全新的梅兰芳;但是这加速度却长期保持着,不显山不露水地一点点儿加大。梅兰芳早年从唱开锣戏开始,戏码一点点儿往后挪;成名后虽然长期唱大轴,但仍是一点点地在自己的改革之路上面往前举步。这样的“大”才是真“大”,才是稳健的“大”,才是准确的“大”。 把艺术上升为文化 梅兰芳中年以后几乎不再排演新戏,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加工锤炼那几出脍炙人口的梅派剧目之上。他晚年经常演出的《宇宙锋》、《贵妃醉酒》、《奇双会》和《霸王别姬》,每一出之前都需要垫戏,然而谁能说它们不是大戏!大在哪里?并不在于人物的身份地位,更不在于自己扮相的雍容华贵。恰巧相反,梅兰芳则是把这一批不大人物心中的不小矛盾,很艺术(甚至是很京剧化)地美化和深化了。这样一来,梅的加速度就紧紧落实在艺术(甚至是京剧)上,并且把它们之中本来缺少文化背景、或者达不到文化水平的东西全都上升为文化。这四出戏的主人公都是俗文学中的传说人物,从来沾不上纯文学的边;然而经梅兰芳这一演—人物获得了生命,并且与中国的历史文化发生了真实的联系,于是引得中国和世界高层文化人士观看之后,都不得不确认它们已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换句话说,是梅兰芳的艺术丰富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在通常的情形下,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都是文化制约并决定着艺术,文化的范围大而且档次高,主动性也强。偏偏梅兰芳这里,居然就用艺术反作用文化—不仅补充了文化的欠缺和不足,而且发出独特的亮色。梅兰芳之“大”,恐怕首先就“大”在这里。 若问梅兰芳为何能够独具慧眼和独肩重任,恐怕就不能不归功于其智囊团为他造就的那个范围小小、实质性却是大大的文化氛围了。梅兰芳的起步本来与其他名伶并无二致—一样勤奋练功,一样获得欢迎、一样被戏迷所崇拜……然而就在每个“下一步路向何处去”的关键时刻,一群具有文化眼光的各界人物把梅兰芳友好地“包围”住了,他们成了梅的智囊团。自此以后,梅表面上依旧得练功唱戏,依旧得躬身应酬各个有势力的社会阶层;但暗中却起了变化,他虽然没有时间去看书,但他是身处一群看书懂书的人之中,天长日久,薰也把梅兰芳薰出来了,梅变得有文化气息,他的戏也变得有文化气息,同时他随时随地追求着更高境界的文化气息。为此,梅始有访日、访美、访苏之行,始有接待萧伯纳、泰戈尔之举,始有与卓别林、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爱森斯坦进行艺术交流的愿望与可能。大约正是这个原因,就使那些文化修养良好的观众,感到梅兰芳表演时一面负载着中国整个的传统文化,同时又确能举重若轻—会觉得这一个水袖犹如“吴带当风”,那一个指法好像龙门石刻。正是这个“进入文化”的表演特征,梅兰芳超过了前辈及同辈的名伶,更把诸多正在妙龄的优秀女弟子甩到了后边,《贵妃醉酒》和《霸王别姬》一类剧目才能在世界艺坛上,成为“中国文化”的代名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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