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初试锋芒
莫斯科大学(2)

    与我同年级的莫斯科同学，常常害怕别人知道他们对有些问题或有些事情一无所知。他们大概以为不耻下问就是表明自己无知。可是我的求知欲特别旺盛，什么都想弄个明白。到了三年级，我就能够与同年级最优秀的学生平起平坐，一起参加学生辩论了。

    我们的法律系有何突出之处呢？首先是它传授广博的、各个方面的知识。首先是历史学科系列：国家与法的历史和理论；政治学史，外交史；其分量几乎与经济系相同的政治经济学，哲学史，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逻辑学；拉丁语和德语。最后，是一整套法律课程：刑法与民法，犯罪学，法医学和精神病，行政法，金融法，集体农庄法，婚姻家庭法，会计核算。最后，还有国际公法和国际私法，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和法，等等。

    中心意思是，法律课程本身的掌握，需要切实通晓现代社会经济过程和政治过程，因此就应当在掌握全部社会科学基本理论的情况下实现。

    在我的心目中，大学是科学的殿堂，是我们民族引以为自豪的精英的集中地，是青年人的精力、激情和探索的发源地。这里可以感觉到千百年来俄罗斯文化的影响，无论如何，存在着俄罗斯高等学校的民主传统。许多著名学者、院士都把在莫斯科大学执教、讲学看成一种荣誉。其中每个人都代表着学术流派，每个人都有数十部专著和教科书。他们的讲课打开了新的天地，揭示了我原先所不知道的人类知识的新境界，将莘莘学子领入科学思维的逻辑。即使在最黑暗的年代，莫霍瓦亚大街上这座楼房里依然可以感觉到社会生活脉搏的跳动。尽管多半是以隐蔽的方式，却依然保持着创造性探索和健康的批判主义的精神。

    当然，也不应粉饰大学里的实际情况。我上学的头三年正值“晚期斯大林主义”时期，正在进行新一轮的清洗和著名的“反对无爱国心的世界主义运动”。

    当时的气氛是极度意识形态化。和全国各地一样，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那奉为圭臬的公式大行其道，被当成科学思想的准则。看来教学过程的目的就是从入学之初将年轻人的思想束缚起来，向他们硬性灌输一整套颠扑不破的真理，使之免受独立思考、分析、对比的诱惑。思想上的禁锢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在讲课、课堂讨论和学生晚会的辩论之中。

    有一次，我在会上对一位教员分析问题的方法提出批评。当时我同宿舍的同学、过去的前线战士和年级的班长（如今已是教授，著述甚多）瓦列里·沙普科说，这样的话应当等考试过后再讲。我对他的审慎态度一笑置之。但是考试到了，我回答得很有把握，有一处在引用一本书时把书名说错了。主考官面露惊异之色。我马上作了更正，但为时已晚。

    他挖苦地冷笑着在小本上记了个什么，我下面的回答他已经不听了。我答完后，他毫不掩饰幸灾乐祸的心情，说道：

    “好吧，戈尔巴乔夫，稳稳当当的四分……”说着便毫不迟疑地立即在记分册上打分。

    尽管其他科目我都得了五分，这门课我却没有再重考。于是我就失去了享受特定助学金的资格。这对我的自尊心、特别是对我的日常开支的打击是显而易见的。

    照我的看法，正是对于大学（对教授和学生）特别警惕。从全部情况来看，那里有一套对思想状况进行全面监督的得心应手的制度。对于官方立场的丝毫偏离，任何表示不愿轻信的举动，轻则可能在共青团和党的会议上受到批判。

    在学校教授中进行新的一轮清洗的余音也传到我们的耳朵里。有时所罗织的罪名实在太荒谬，连当局自己也只得打退堂鼓了。例如，毕生从事基辅罗斯研究的大学者谢·弗·尤什科夫教授，竟被打成“无爱国心的世界主义者”。

    在尤什科夫接受批判的学术委员会上，他情绪沮丧地登上主席台，并未详述反驳的论据，却只说了一句话：“请大家看看我吧！”只见他站在与会者面前，身穿托尔斯泰式男短衫，腰间系了一根带子，手里是一顶旧草帽，其整个外貌仿佛就是品行端正的俄罗斯老知识分子的化身。

    会场里掠过一片笑声。人们并未就捕风捉影、似是而非的指控进行批判，清醒的理智向情绪激昂的会场提示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失去理智了，这叫什么世界主义？”于是，对尤什科夫的批判就此草草收场。

    我们都很喜欢听尤什科夫讲课。这甚至可以说不是讲课，倒更像是在客厅里的谈话，是关于远古时代、关于我们祖先生活的引人入胜的讲述。尤什科夫教授对自己讲授的课程可说是烂熟于心，游刃有余。我们却不止一次地给他设下独特的意识形态圈套，比方说：尊敬的教授，您在自己的讲课中为什么要回避引用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话呢？于是他手忙脚乱地打开他那个笨重的鼓鼓囊囊的皮包，从中找出一本自己的书来，戴上眼镜，寻找有关的语录。

    我要是说大学学生所受到的密集的思想灌输并未触及我们的思想的话，那我就是在歪曲事实真相。我们都是自己时代的产儿。如果说有部分教授（我今天觉得他们是）被迫地遵守了“游戏规则”的话，那么我们就把所学科目中的许多观点都当成了客观的现实，真诚而且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