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初试锋芒
莫斯科—斯塔夫罗波尔(12)

    经历了可怕的战争之后，国家正在从废墟中挺立起来。几年之后我往来于莫斯科和斯塔夫罗波尔之间时，曾经到过罗斯托夫、哈尔科夫、沃罗涅日、奥廖尔和库尔斯克。满目疮痍，废墟遍地。几次我去莫斯科都路过斯大林格勒。我特意安排为早上到达，晚上或者夜间离开。在城中漫步，登上马马耶夫圆顶缓坡山冈，甚至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七八年之后，这里依然遍地是炸弹、地雷、炮弹的弹片。我还去了战斗最激烈的地方。留在我脑海里的是，一个崭新的城市正在逐渐地、年复一年地矗立起来。

    全国上下度日维艰。那不叫生活，而是为生存而斗争。战争期间人们懂得：应当拯救自己的土地、自己的祖国。想的是：等战争结束、打了胜仗，就好好地过日子。然而战争结束之后，尤其是头几年，没有多大起色。仍然是艰苦的劳动，仍然在幻想：等重建结束、恢复工作完成之后，总算可以过上人的生活了。这种希望甚至使最劳累最卑微的工作也变得高尚起来，变得有意义了，它帮助人们经受住一切艰难困苦。

    就是这样地勉强度日。那个年代什么都有：有艰辛也有欢乐，有痛苦也有希望，这是生活本身的矛盾。那些今天要研究我国历史的人，应当善于将它的每一个时期、每一桩事实放到更加广袤的背景中来审视，否则就根本无法理解。无法理解那些事件，也无法理解那些人。

    如今在回首往事时，我愈益确信：父亲、外公潘捷列伊，他们对职责的理解，他们的生活本身，行为举止，对事业、家庭和国家的态度，无不对我产生巨大的影响，也为我树立了精神上的典范。在父亲这个来自农村的普通人身上，大自然赋予了如此丰富的文化修养、钻研精神、聪明智慧、人情味儿和许多其他优秀品质。这使他在同村人中间明显地出类拔萃，人们对他既尊重又信任，把他当做“可靠的人”。少年时代的我，对父亲不但有亲子之情，而且对他十分依恋。诚然，我们对彼此之间的好感从来不挂在嘴上，这都是纯真的。成年之后，我愈来愈佩服父亲。他令我吃惊的是永远对生活充满兴趣。他关心自己国家和遥远国度的问题。他可以在电视机前津津有味地听乐曲听歌曲。经常阅读报纸。

    我们的见面往往变成了回答问题的晚会。如今是我成了主要的回答者。我们仿佛交换了位置。我始终佩服他对母亲的态度。那不是表面上惹人注目甚至矫揉造作的态度，恰恰相反，是一种从容、质朴而亲切的态度。不是故意做出的，而是发自内心的。他无论哪一次从外面回来，都要给母亲带礼物。父亲对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是一见如故，每次与她见面都感到十分高兴。他对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学哲学很感兴趣。我认为“哲学”这个字眼本身就对他有着神奇的作用。父母对伊琳娜的出世喜出望外。伊琳娜在爷爷奶奶家过了好多个夏天，她喜欢坐上两轮车在田野里转，喜欢割草和在草原上过夜。

    我是在已到莫斯科参加苏共二十五大时，听说父亲突发重病的。当即与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乘飞机返回斯塔夫罗波尔，再驱车赶到普里沃利诺耶。父亲住在村医院里，已不省人事，我们终究未能相互说说最后告别的话。他的手握住我的手，他已经无力再做什么了。

    我的父亲谢尔盖·安德烈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因严重脑溢血去世。于苏军建军节——1976年 2月23日安葬。普里沃利诺耶，这片父亲所出生的、从小耕种收获并且誓死保卫的土地，将他揽入自己的怀抱……

    父亲一辈子为亲人做好事，却并未因为自己的病痛拖累过谁，便匆匆离开了人世。可惜他的一生太短促了。每次回到普里沃利诺耶，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父亲扫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