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
权力的考验(2)

    “帮帮我们吧，不然就一切都落空了，”我哀求道。

    他听得很仔细，然后便哈哈大笑，拿起分机拨通了库拉科夫的电话。

    “我说，费多尔，”他故作严肃地说，“咱们这是打算推荐一个什么人来当第一书记啊？他还没有选上，就在提要求，要配制饲料了。”

    看来，这样的节目他们已是驾轻就熟了，我听到库拉科夫也学着他的腔调说道：

    “列昂尼德·伊里奇，取消推荐现在也还不算晚。不过尽管如此，戈尔巴乔夫说得对，边疆区是应当扶一把的。”

    接下来谈话转向一般的话题：谈到经济——第八个五年计划必将取得好结果；谈到对外政策 ——缓和的主张已经成熟；谈到随着国内的日益稳定，干部工作起来更加充满自信和活力了。勃列日涅夫谈到这一切时，用的是特别信赖的口气，仿佛正是向我倾吐着他内心深处的想法……我们在他那老广场的办公室里谈了几个小时。我当时能够想到，18年之后这个办公室竟会成为我工作的地方吗？

    我想指出，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勃列日涅夫可一点不像时下给他画的漫画。

    边疆区发展计划

    斯塔夫罗波尔的首要问题当然是农业问题。在上任之初举行的一次边疆区党委会上，我提出了制定长远方针的问题，执行长远方针的结果，是发展专业化，采用工业工艺，大大改变农业生产配置，最后是斯塔夫罗波尔人的生活得到改善。

    第一个发言的是边疆区党委农业部长布德科。

    此人精明能干，又是我的朋友，他的这一反应出乎意料。会后亚历山大责怪我说：党委会一开始就进行这样的谈话是否必要。

    在党委会上，第二书记尼古拉·热兹洛夫也不支持我，显然是因为我事先未同他商量而感到生气。执委会主席博先科提出了一个理智的办法：

    “同志们，大家知道吗，这样的问题需要认真思考。我认为大家都应当考虑考虑，再来继续这个话题。”

    这件事并未使我感到沮丧，我更加认清了自己的同事，也明白了自己策略上的失误。后来又召开一次党委会，会前我就用书面形式叙述了自己的想法。展开讨论的结果是形成了一致通过的决议。

    从此便开始了一个集体思考并与学者、专家、实际工作者共同切磋的过程。这样制订出来的边疆区农业长期发展纲要，在秋天举行的边疆区党委全会上获得批准。其要点是农业企业的合理配置，农业企业的现代化，采用工业工艺，发展土地引水灌溉，培养干部，科学研究。我把将近10年的时间都贡献给了纲要的贯彻落实工作，但在离开斯托夫罗波尔时，却发现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主要任务是使农业保持稳定。斯塔夫罗波尔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作了一个统计：1870～1970 年的100年间边疆区有75年为低产年，其中52年干旱。这是个冒险耕作的地区。几乎50％的地域为干旱和极端干旱草原。当强劲的干热风从东部的阿斯特拉罕刮来时，我国的南部就大祸临头了。干热风席卷整个斯塔夫罗波尔，并向西边的远方刮去。

    从事农业耕作的风险程度是如此之高，只要粮食尚未进仓，一切都难以预料。1974年可望有个大丰收。恰在此时库拉科夫来到斯塔夫罗波尔与选民见面。他驱车前往我们主要粮食的产地——各草原地区。这里是他的选区。

    驱车走了一天，两天，三天。周围的庄稼……　真是前所未有。库拉科夫的反应出人意料：

    “好呀，我的朋友，好呀，我的骗子手！我还以为你们都是我一手培养起来的呢，你们都把庄稼藏起来不让我看！”

    “我们为什么要藏起来？”我回答说。“这不是给您看了吗。”

    “我知道，我知道，这儿的全都给分掉，”库拉科夫说。

    他回到莫斯科，卡尔洛夫很快就打电话来了：

    “你为什么不吭气？头儿说了，给你们一万辆车搞收割。今年得好好从你们这儿搞点粮食。 ”

    不久，6月29日至7月2日，斯塔夫罗波尔先是下雨，然后天气炎热，刮起了干热风。我们每公顷只收获了15公担。短短四天就使得一年的辛苦付诸东流。

    边疆区的引水方案在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也曾出现过，但最初的实际步骤是直到30年代才采取的，当时建成了捷列克—库马系统，并开始修建库班—叶戈尔雷克和库班—卡劳斯两条灌溉渠。1969年年底，两条灌溉渠更名为斯塔夫罗波尔大运河，并按照南方水利工程设计院皮亚戈尔斯克分院的方案开始了运河的第二期建设。

    我们在思考边疆区发展前景时曾作过估算，按现有的建设大运河的速度，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都不可能看到明显的效果。而1966年的中央三月全会及后来1970年的七月全会都曾经说到要加速北高加索的水利工程建设速度。我决定加以利用。我起草了一份给中央的报告，论证了修建一条从库班河沿岸至卡尔梅克草原的全长480公里的运河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