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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初试锋芒 机关的游戏 1968年夏天,边疆区党委开始了“机关大游戏”…… 搞人员大换班。起因是卡拉恰耶夫-切尔克斯州委第一书记雷任故意示威性地离开家庭,去跟另外一个女人住在一起。此事引起了公愤。雷任被解除职务,选举边疆区党委第二书记Ф.П.布尔米斯特罗夫接任该职。 叶夫列莫夫的亲信都动作起来了。我不仅袖手旁观,而且在酝酿自己的计划。当时我已经自己做出了选择:应当往学术方面发展。我通过了副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选定了题目,它与斯塔夫罗波尔的农业生产专业化和布局问题有关,我开始收集研究所需的材料。就在围绕第二书记职位的竞争达到白热化时,我已办好休假手续,并买好了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去索契的疗养证。 即将启程时,总务部长帕维尔·尤金忽然来电话说: “米哈伊尔,你别走了,等等再说,这是列昂尼德·尼古拉耶维奇的指示。” 一天、两天过去了。我给叶夫列莫夫打电话: “列昂尼德·尼古拉耶维奇,有人向我转达说您要我先别走。可疗养证眼看过期,时间一天天过去,全家人都准备好了。您就让我去休假吧。” “到开全会时再说,”他口气很生硬。 “全会没有我照样开,我事先就同意您的建议。” “我给你讲过了,等等再说。行了。”叶夫列莫夫把电话挂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最后叶夫列莫夫请我过去。谈到推举我。 “列昂尼德·尼古拉耶维奇,”我对他说,“您又不想与我共事。不必强求自己了。竞争者有的是,您就让我去休假吧。” “你到莫斯科去,”他明显地感到不满。 原来关于推举我的问题已经决定。叶夫列莫夫当即召开了边疆区党委会,党委会……一致赞成推举我。会后大家都散了,我又在等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找我谈话。后来我看谈话显然是不会进行了,便决定主动去找叶夫列莫夫。 “到莫斯科去,”他就说了这么几个字。 “到莫斯科什么地方?找谁?有何建议?” “你自己知道去什么地方——去中央组织部,那儿有的是人袒护你。”连一句送别的话也没有。 在莫斯科老广场的中央组织部,由副部长Е.З.拉祖莫夫与我谈话,后来又同中央书记卡皮托诺夫、杰米契夫、库拉科夫见面,推荐我担任边疆区党委第二书记职务的问题就解决了。我的所有疑虑在各个办公室里就让一句“必须新老干部搭配”的套话给弄得烟消云散了。组织部的工作人员给我讲了这一决定的前因后果:叶夫列莫夫的确死不同意,一直拖到最后一刻,但卡皮托诺夫寸步不让,他得到库拉科夫的支持,仍然用上了那个关于“搭配”的套话,叶夫列莫夫只好让步。 我面前放着1968年8月5日苏共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全会的记录。边疆区党委会全面讨论了这个问题,在苏共中央进行了协商,并考虑到新老干部正确搭配的列宁主义原则,建议选举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同志为边疆区党委第二书记。 没有对戈尔巴乔夫提出问题。一致通过。读着这则记录,就会产生一种十分平静的团结一致的印象。仿佛在所通过的决定后面既无人的欲望,又无激烈斗争。但我和其他党委委员都很清楚,在步调一致和遵守纪律地投票“赞成”的人当中,也有坚决持“反对”态度的。其中最初就有叶夫列莫夫本人。 我刚刚当选,他就休假,始终没有同我谈话,便去了基斯洛沃茨克。我则与此相反,只得放弃休假,投入到工作中去。待叶夫列莫夫回来后,他和我都只字不提过去的事情,开始重新安排共同的工作。经过两三个月的相互适应后,我们之间又像从前一样建立起了正常的同志关系,即使遇到严重的分歧也始终不变。 第二书记 无论过去任组织部长还是如今当第二书记,我都花很多时间去做区委第一书记的工作,他们在党的等级结构中所起的作用是独一无二的。整个庞大的党的机关正是通过区委第一书记与 “群众”和“基层”,也就是机关、企业、国营农场、集体农庄的基层组织和村镇苏维埃发生关系的。第一书记本人如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决定了政策的具体贯彻情况。 库拉科夫对区委书记的态度遵循两条标准,那就是“作计划”的能力和个人的忠诚。其余的一切他都觉得无伤大雅。一起饮酒作乐更使相互关系简单化到了有些书记可说已经悄悄地骑在库拉科夫脖子上的地步。其中许多人觉得自己简直就是有封地的公爵了。 叶夫列莫夫对于更换书记班子觉得很困难,也不大愿意,尽管这方面的必要性很大。 下面来了很多信,揭发了书记们恣意妄为、不光彩的行为,尤其是酗酒。按照规定的程序,这样的信件直接交到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的手里。这是他的“教区”,他决定着此类信件下一步的行程。然而叶夫列莫夫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是毫无反应。 我曾不止一次地与他谈起这个问题,却毫无结果,叶夫列莫夫经常是避而不答。有一次在谈到一位区委书记时,他提了这么一个问题: “他过去同库拉科夫的关系如何啊?” 我终于按捺不住,便答道: “库拉科夫同所有的人关系都不错。” “你和所有人的关系也不错嘛,”叶夫列莫夫冒了这么一句。 “我也一样。不过虽然我同费多尔·达维多维奇①有联系,也并不是对他当时的一切都赞成。” “没有必要,”叶夫列莫夫哈哈大笑。“这正好是库拉科夫的高明之处。区委书记是我们的支柱。他应该感觉到我们是相信他的。这是最主要的。我们必须千方百计地支持他们,保护他们。” “免受谁的侵害?” “免受各种诬陷。对于那些工作干了不少而且干在明处的人,总是有不少闲话。” “免受各种诬陷,不错,”我对他说,“可是列昂尼德·尼古拉耶维奇,您很清楚,问题根本不在这儿。有些人已经到了我们应当挽救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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